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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中共力量的全面崛起（第4页）

这并非矫情的语言，而是当时的事实。

基本以人力运输的方式，完成牵涉如此众多方面、消耗如此巨大数量的后勤供应，实在是战争史的奇观，也充分说明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当时所可达到的高度。

陈毅总结说：“数十万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指挥，逐渐形成系统和秩序，这是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这是我军能保持常胜光荣成绩的有力因素之一，没有这样一支伟大劳动人民志愿运输大军，我们休想战争能够胜利。”

中共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多依赖于民工，民工又多来源于农村，尽管中共在农村实行的土改对动员农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但对那些一向因小生产而生活习性散漫的农民，如何将他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动员起来亦非易事，其间经过了中共长期的组织动员工作。

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在组织方面，设有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支前工作，下设人力、粮食、民站、人武等部，并从上到下建立相应机构，直到村一级。

在动员方面，规定除荣誉军人、妇女、村长、病人及55岁以上和16岁以下者可免除劳役外，其他人均须服劳役，其中20岁以上、45岁以下者须服常备民夫。

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民工征集、使用和管理制度。

民工被分为一线随军民工，直接保障部队供应，由纵队调度使用，服务期为半年至一年；二线常备民工，执行前后方之间的运输任务，由省级前方办事处负责，服务期2个月；临时民工，执行临时战勤任务，由当地政府组织，服务期根据具体任务而定。

对于民工的生活标准、管理内容和教育方法，也都有具体的规定。

为了既有利于保障部队供应，又可以节省民力，不影响农业生产，实行民工的统一调度，使用计划由军地双方共同决定，不得私自调拨，其中使用2个月及1000人以上者，由地区行署决定；使用半月内及1000人以下者由专署决定；使用3日内及200人以下者由县决定。

一般情况下，一线随军民工约占民工总数的10%左右，每个纵队大约配备3500人和担架、挑子各500副，二线常备民工约占20%左右，三线临时民工约占70%左右。

对于民工的征集，有主动的自愿报名、自报公议和轮流出工方法，也有被动的指定、摊派、雇佣和抽签方法，前者多实行于老区和半老区，后者多实行于新区。

由于被动出工者纪律较差，逃亡较多，故一般不作为一线和二线民工使用。

出勤民工实行军事编制，有干部带队，有中共党员分布在各队作为骨干，党员一般占到民工队伍的10%左右。

为了提高民工出勤的积极性，除了采用供给制和义务制的民工外，也有实行包工制（根据运输数量予以提成）和提奖制（运输超额部分给予奖励）的民工。

正是因为在充分动员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方法，从而保证了战争期间对民工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9月到1949年底，山东共计动员了1106万名民兵、民工，折合使用工日5.2亿个，使用非机动车147万辆，牲畜77万头，担架44万副，运送粮食11亿斤，转送伤员20万人。

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来自于可靠而有效率的组织系统。

到1947年底，中共已有270万名党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党。

虽然就人数而言，中共党员的数量仍不及号称有600多万名党员的国民党，但是与国民党“一不查成分，二不查思想”

，组织庞大而散漫，甚至不交党费，党员对党缺乏认同感相比较，中共集中而严密的组织系统显然更具效率，更能确保党员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作为党的一分子而发挥作用。

到1947年，已经有过半数的中共党员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尤其是在革命**持续发展的形势下加入中共的，在晋察冀和晋绥区的党员成分中，旧中农已占60%左右，其中不少人缺乏以往长期严酷环境的考验，也不排除有些人乘机“捞一票”

的想法。

为此，中共决定开展普遍的整党运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

，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

。

中共领导人对整党问题看得很重，毛泽东认为，整去三四十万党员是必要的，否则就要失败。

刘少奇则认为，“党内不纯，如果不整，就有亡党亡头之痛”

。

整党主要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进行，在军队则结合整党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即诉苦和“三查三整”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尽管在整党中发生了“过左过火”

的情况，“有把对付敌人的方法对付自己同志”

，伤害了一些党员，但是通过整党，要求党员在思想上、组织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提出党的铁的纪律，谁敢违反一下，给他一个头破血流。

同时要行动一致，不准自由主义”

，对于中共在迅速扩大基层组织的同时，确保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

经过各方面的政策调整，中共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