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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第1页）

第一节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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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进入第二年后，中共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各个战场先后转入反攻，对国民党军事战线构成了强大压力。

刘邓大军进军中原之后，蒋介石认为他们“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

。

胶东攻势刚刚结束，1947年10月3日，蒋介石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1）勿使匪南越长江；（2）仍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3）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

11月上旬，蒋介石又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报和豫、皖、鄂、湘、赣、苏六省绥靖联席会议，授权国防部长白崇禧组织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统辖对大别山的围攻，企图“迅速歼灭刘匪，摧毁其在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之目的，以确保南京武汉之安全”

。

为此，国民党调动了15个整编师的兵力，以南北合围态势，于11月底开始了对大别山的“围剿”

。

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减员较多，补给困难，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紧逼围攻，他们一面进行战略展开，寻机作战，一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但由于部队初到新区，无后方依托的作战面临着较多困难，再加上“左”

倾偏向的发生，影响到新辟根据地的稳定，在大别山的处境一度较为被动，占领的20余个县城得而复失。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1947年12月，刘邓决定由刘伯承率中原局机关及1个纵队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以北的外线作战，由邓小平率3个纵队在大别山内线坚持，另由后续南下的2个纵队分别开辟桐柏根据地和汉江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命令陈粟和陈谢部队对陇海和平汉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击战，牵制、分散国民党军的行动。

由于三路大军配合作战，尽管国民党在大别山集中了优势兵力，但仍无法达成彻底驱逐刘邓部队、完全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的目的。

1948年初，刘邓、陈粟、陈谢部队各一部在平汉路西平、确山地区会合，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根据地的联系被打通，有利于此后三军的联合作战。

面对渐趋不利的战场态势，为了挽回局面，国民党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主要者为在长江以北划分战区，建立“剿匪”

总部和党政军一元化的指挥体系，进行“总体战”

，以克服各自为战为政之弊端；同时，以精兵组建机动兵团，以摆脱单纯守城之被动局面。

1947年12月1日，国民党决定撤销保定与张垣绥靖公署，改在北平设华北“剿匪”

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领晋、冀、热、察、绥5省“剿匪”

事宜。

1948年5月，撤销各地行辕，改为绥靖公署，另将沈阳东北行辕改组为东北“剿匪”

总司令部，由卫立煌任总司令；同时，免去陈诚的职务，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

6月，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组为华中“剿匪”

总司令部（设在武汉），由白崇禧任总司令；将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改组为徐州“剿匪”

总司令部，由刘峙任总司令，担负山东及徐淮地区之作战任务。

只有在西北地区，因为张治中的坚持，未设“剿匪”

总部，而将兰州西北行辕改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行事。

在担负一线作战指挥的诸位“剿匪”

总司令中，傅作义、卫立煌、白崇禧均有和中共交手之历史与战绩，可称军事干才与一时之选，惟有刘峙庸碌无能，内战之初即因定陶作战失利而被免去郑州绥署主任职，却在弃置闲散近两年后被安置在拥兵最多、实力最强、战略位置亦最重要之徐州“剿总”

，个中关节颇值思量，可见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或无识人之明，或有徇私之弊。

难怪国民党内不少人得知刘峙的任命后发牢骚说：以徐州为南京大门之重要地位，不说派只虎震山，至少应当派只狗看门，结果却派了头猪去，如何不败？

根据1948年5月11日公布的《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剿匪”

总部“承最高统帅部暨行政院之命，指挥并督导辖区内剿匪绥靖各事宜”

；“剿匪”

总部下设政务委员会，“承行政院之命，指导辖区内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