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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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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他致函蒋介石，强调东北“我既居于不利态势，兵力火力又俱感不足，如骤然采取攻势，纵能顺利，如不能将匪击破，解决战局，陷于僵持，匪众我寡，势难应付，设遭顿挫，恐益陷于战局之不利，似宜谋定后动，先竭力完成作战诸准备，以策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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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在公主屯作战获胜后转兵沈阳以南，2月6日占辽阳，19日占鞍山，25日占营口，27日占开原。

卫立煌坚持其稳固防守、蓄聚力量之方略，未令国民党军出援。

3月4日，东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发起对四平的攻击，四平守军上年遭遇中共部队的沉重打击，战力大不如前，军长陈明仁被撤职后，士气亦大受影响。

此次东北野战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击，攻城作战从12日到13日，不过两天即全歼守军，完全占领四平。

与此同时，驻守吉林的国民党第60军因态势孤立，从9日开始奉命撤退，至11日撤至长春。

至此，东北野战军发起的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退缩至以沈阳、长春、锦州三城市为中心的孤立地区，已完全丧失了对东北局势的掌控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西北战场是全国各战场中国民党在军力上仍明显占优的战场，但其兵力优势也已从内战初起时的十倍于中共渐次下降为1947年底的五倍于中共，而且因分兵据守，还要不时兼顾晋南与豫西作战，机动兵力不足，又因频繁调动而疲于奔命，部队士气低落。

1947年10月上旬，中共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连续攻占延川、延长和清涧，歼灭整编第76师，俘师长廖昂。

10月底，西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再度出击榆林，但因准备不够充分，攻城兵力不足且缺乏攻击坚城之经验，11月初的两次强攻均未得手。

为解榆林之围，国民党派邓宝珊率部自包头向西救援，同时由宁夏马鸿逵派兵自定边向东救援。

马家军受命后行动甚为迅捷，很快即逼近榆林前线，迫使西北野战军不得不自榆林城下转移，首先打击马家军。

两军在元大滩发生激战，马家军避开西北野战军锋芒，改道于20日进至榆林城下。

西北野战军打援设想未能实现，攻击榆林战机已失，遂撤出战斗，转移休整。

1948年1月上旬，西北野战军举行前委扩大会议，总结内线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失时机地转入外线作战，恢复并扩大根据地，策应中原战场的作战。

彭德怀选择陕北中部的宜川作为外线首战之地，因为宜川邻近陕甘宁根据地，驻防胡军只有2个团，攻击宜川，既可避开胡军主力，乘虚而入，又可调动胡军增援，争取伏击消灭其主力一部。

彭德怀将此战重点放在打援方面，在胡部援军可能经过之洛川至宜川公路上预伏3个纵队的全部和2个纵队的主力，而只以2个纵队的一部攻击宜川。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作战，但故意示弱，对宜川攻而不克，以吸引胡军增援。

胡宗南果然上当，即令第29军军长刘戡率部沿洛川至宜川公路驰援宜川。

28日，刘戡部进至距宜川20余公里的瓦子街以东地区。

时值大雪，此地“丛山耸叠，沟谷纵横，雨雪载途，遍地冰封，运动尤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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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戡部“为此不良之天候地形所局限，车辆人马拥塞于途，两侧山地攀登不易，能见度尤受雨雪之影响”

，“既乏详确相对之研判，备用之诸般计划，亦未预作必要之策定，故一旦进军隘道，即陷多面包围之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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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集中西北野战军主力，自公路两侧的山地，居高临下，对刘戡部发起攻击。

自29日至3月1日2天激战，刘戡部2个师24000余人被全歼，刘戡及第90师师长严明等高级将领均死于战阵之中，3日西北野战军乘胜攻占宜川。

此战国民党“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维持关中与延安据点，已甚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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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报后极为震怒，称宜川丧师为国军“剿匪”

最大之挫折，认为胡宗南“疏忽轻率，未能研究匪情，重蹈覆辙，殊为痛心”

，下令将胡撤职留任，参谋长盛文撤职查办。

3月6日，蒋介石指示在兰州的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速赴西安坐镇，统一指挥陕甘宁青部队，以挽危局。

但张不愿参与“剿共”

战事，呈复称：“新疆局势严重，不能舍新赴陕，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不能随意调用，事实上统一指挥亦仅胡宗南所部而已，仍请由胡主任负责到底为宜。”

蒋只能令“陕西军事仍以胡主任负责，张主任应督饬甘宁部队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