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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第5页）

6月间，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因豫东战役而东调，襄樊周围兵力空虚，态势孤立，中原野战军遂抓住战机，于7月初发起襄樊作战。

国民党军因态势不利，老河口和樊城守军主动退往襄阳，加以襄阳地形有利，工事坚固，中原野战军在6日发起攻击后，进展不快，伤亡较大。

此后中原野战军调整部署，放弃对襄阳外围山头的进攻，集中兵力于14日对襄阳城发起总攻。

15日晚，中原野战军突入襄阳城内，16日下午全歼守军，俘康泽和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

经过石家庄、运城、临汾、洛阳、襄阳等一系列攻坚实战演练，中共部队的攻坚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并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善、灵活多变的攻城战术，对于攻取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有了一定把握，与攻城相配合的打援战术也得到了演练提高。

与此同时，攻城所需的后勤支持、占领城市之后的接管政策等等，也随着占领城市的增多而日渐完善。

但这些被攻占的城市多为中等城市，且位置较为孤立，守军也非国民党精锐主力，如何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并在野战中消灭国民党军的精锐重兵集团，仍为中共部队需要在此后的实战中解决的问题。

在全国各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国共军力对比早已攻守易势。

陈诚到任后大力扩军，整肃军纪，并以动用美援面粉修工事为由，撤换了因防守四平而闻名的战将陈明仁，企图稳定东北战局。

但经过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9月中旬至11月初的秋季攻势，国民党军的防线继续收缩，所占地盘日渐缩小，在东北占有的主要城市下降到只有20余座，且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络几被切断，补给困难，兵源枯竭，已完全处于守势。

陈诚只能集中兵力，固守沈阳、长春、吉林、四平、锦州等要点，并在沈阳周边地区集中新1军、新3军、新6军和第53军编组为机动兵团，准备依托交通干线，担负往来救援任务。

陈诚的对手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野战军，下辖9个纵队35万人的野战部队，加上直属部队8万人，地方部队31万人，总兵力达到74万人。

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以北满为中心，延伸到东、西、南满，经过土改与剿匪，后方稳固，交通便捷，后勤支援有可靠的保障，兵力动员源源不断，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全面较量、打大战打硬仗的实力。

根据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和部署情况，林彪决定将冬季攻势的重点南移，在沈阳周边地区作战，以打击国民党军与关内联络的通路，并吸引华北国民党军援救东北，配合关内作战。

1947年12月，东北野战军集中全部9个纵队的主力，发起冬季攻势，28日攻克沈阳西北郑家屯至大虎山铁路线上之彰武。

彰武离沈阳不过90余公里，其丢失直接威胁到沈阳安全，陈诚决策集中5个军的兵力，在西起新民、东至铁岭的宽大战线，向沈阳西北推进，企图与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

1948年1月5日，东北野战军4个纵队以迅捷动作，将位于国民党军左路的新5军围困在公主屯地区，另以3个纵队切断其与中路和右路部队的联系，2个纵队待机打击国民党援军。

陈诚一面令新5军坚守待援，一面令其他4个军加速救援，但均被东北野战军部队阻止在公主屯周边地区，无法靠近。

7日，新5军军长陈林达见援军迟迟不能接近，遂率部突围，但被东北野战军部队包围全歼，陈林达被俘。

公主屯之役震动沈阳，陈诚眼见无法挽回东北危局，刚来东北时的“雄心”

早已不复存在并萌生了去意。

1月10日，蒋介石亲飞沈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

总司令部，调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

总司令，并自胶东调范汉杰率整编第54师增援东北。

2月12日，卫立煌又出任东北行辕代主任。

陈诚实际离开东北的指挥岗位，回到南京，并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受到诸多东北籍代表的指斥，狼狈不堪。

新任东北“剿匪”

总司令卫立煌在十年内战期间就与中共交过手，并在皖西大别山作战中立有“战功”

，国民政府当时将金寨县改名“立煌县”

，以示表彰。

抗战后期，卫立煌一度担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亦有战功，东北不少将领为其当时的下属，便于其指挥。

这两个因素，是蒋介石挑选卫立煌到东北任职的重要原因。

但时过境迁，此时的中共实力与抗战前的中共实力早不可以道里计，卫立煌哪有回天之力；而且抗战初期他在华北与中共部队有所合作，与中共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中共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对“剿共”

并不积极。

抗战结束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弃置一旁，携夫人去欧洲考察，此时临危受命，实为跳“火坑”

，自无积极作战之心。

他到任后，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

，因此提出“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