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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第4页）

攻克石家庄开中共部队“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

。

继石家庄之后，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又在晋南连续攻下了运城和临汾两城。

运城为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路南端重镇，也是由山西进入陕西关中平原之门户，时由胡宗南部的1个团驻守。

虽然守军数量并不多，但城坚堡固，1947年5月和9月，晋冀鲁豫部队二打运城，均未得手。

12月中旬，晋冀鲁豫和西北野战军各1个纵队联合发起对运城的第三次攻击，并运用坑道作业，以数吨炸药炸开城墙，打开缺口，终在27日突入城内，次日攻下全城。

此后，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2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共5万余人，准备攻打晋南最大的城市和交通枢纽——临汾，以完全控制晋南，切断阎锡山与胡宗南集团的联系。

临汾时有阎锡山部第66师、胡宗南部整编第30师30旅及地方部队共25000余人驻守，以阎部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任总指挥，共有城外据点、环城工事、城墙壕沟和城内核心工事四道防线，可谓城坚墙高壕深，设防坚固，易守难攻。

攻方晋冀鲁豫部队多半刚由地方部队升级后组成，作战经验较少，尤其是缺乏攻击坚城的经验，火力配备不足，只能将攻击重点放在以土工坑道作业为主，准备用爆破方式打开缺口。

守方阎锡山、胡宗南部队地处孤城，外无援兵，又无力突围，内部指挥系统不一，是其防守的不利因素，但是面对守城生死战，此种危境又可促使其更加顽固地坚持下去，以图死中求生。

守城指挥官梁培璜颁布了所谓“八杀”

令，即放弃阵地者、不援友邻者等均在必杀之列，以此胁迫部下坚守。

因此临汾虽非大城市，战场地位既非特别重要，攻守双方参战部队亦非头等主力，但战斗之激烈残酷程度却远胜于许多大城市的攻防战。

1948年3月7日，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临汾作战，在经历了城外逐点争夺的激烈战斗并付出重大伤亡后，于30日攻至临汾城下。

此后双方主要以坑道战相对峙，4月10日，晋冀鲁豫部队以3条坑道同时爆破而打开缺口，突入临汾东关，守军依托坚固工事继续固守。

攻城部队连日向城墙挖掘坑道，守城部队则不断予以破坏，历经1月有余的反复争夺，攻城部队终在5月17日成功地在城墙下引爆了装有数吨炸药的两条坑道，将坚固的城墙炸开了两个大缺口，随后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

在晋冀鲁豫部队的猛烈攻击下，守军最终失去抵抗意志，临汾全城被攻占，梁培璜于仓皇外逃时被俘。

临汾战役为典型的城市阵地攻坚战，攻守双方在城内外进行了反复的逐点争夺。

中共部队在重武器不足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坑道作业战术，以较易获取之炸药弥补炮火之不足，在以坑道爆破打开缺口之后，继以迅速的突破打乱守军的防御体系，夺取全城。

此役历时72天，晋冀鲁豫部队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攻下临汾，完全控制了晋南，并隔断了阎锡山集团与胡宗南集团的联系。

随后，徐向前又在6月中旬指挥华北第1兵团发起晋中战役，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歼灭阎锡山部队8个师，俘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

此后除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外，山西已全部为中共控制，阎锡山困守太原孤城，一筹莫展。

1948年3月，胡宗南所部在陕北宜川失利，西安震动，胡宗南急令在豫西的裴昌会兵团撤回陕西布防，致洛阳成为孤城。

中共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和中原野战军陈赓部4个纵队遂发起洛阳战役。

洛阳守军为青年军第206师及地方部队共2万余人，有较为完备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体系，利于坚守，而且国民党军在陇海和平汉铁路均驻有重兵，随时可以增援洛阳，因此中共攻城部队需要速战速决，避免胶着于坚城下之不利。

陈士榘和陈赓决定以2个纵队攻城，1个纵队阻击郑州援军，1个纵队阻击潼关援军。

3月8日，战役发起，进展较为顺利，于11日夜突进城区，与守军进行激烈的巷战。

第206师师长邱行湘为少壮派军人，缺乏实战经验，在战役之初即过早动用了预备队，导致城垣被突破后，缺乏机动兵力填补缺口，只能在12日晚率残部退至城内核心阵地固守待援。

此时国民党派出孙元良第47军自巩县沿陇海路向西，胡琏第18军自登封向西北救援洛阳，但在中共部队的坚决阻击下，援军一时无法赶到。

14日晚，第206师被全歼，邱行湘被俘，而国民党援军至17日才进至洛阳城郊，但他们并无多余兵力长期据守洛阳，只留下了1个团守城。

4月5日，陈赓部再克洛阳，并稳固地占领之，国民党军中原战场和西北战场的联系也因此而告中断。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进行襄樊作战。

襄樊为湖北省西北部襄阳和樊城的合称，交通便捷，号称“七省通衢”

，“控川陕豫鄂之门户，握武汉三镇之锁钥”

，向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8年3月，国民党在此设立第十五绥靖区，由三青团出身的反共悍将康泽任司令，驻有3个旅2万余人，并构筑了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