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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第2页）

面对日渐公开的批评声音，蒋介石起初仍准备硬撑下去。

1948年8月间，一向主和的张治中对蒋表示不能再战，主张谈和，并建议蒋暂时休息，蒋答称和就是投降，要我下野，我绝对不答应。

11月8日，蒋公开声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

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即便是蒋身边的高级官员和亲信也开始与蒋离心离德。

11月间，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

，“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

。

蒋的独断权威已然动摇。

11月13日，长期追随蒋的心腹亲信、蒋的“文胆”

陈布雷在南京自杀，表现了他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绝望。

即便是蒋介石长期的心腹谋臣张群也在私下里对黄炎培说：“我明知事不可为，但对国民党四十年关系，对蒋四十年关系，还有什么办法！”

就在此时，蒋所一向依靠的美国也有了抽身而退之意，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对其腐败无能、专断独裁啧有烦言。

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美国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

在战后之初美国决定对华政策时，就确立了不派兵卷入中国内战，但是支持国民党政权这条底线。

可是在国民党似乎毫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就意味着将更多的金钱投入有去无回的无底洞，而不支持国民党，听任其垮台，似乎又有损于美国的地位及利益，美国当局一时难作决断。

1947年中，美国派魏德迈来华考察，结果认为国民党政权处境恶化，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在1948年4月通过近5亿美元的《援华法案》，企图再予国民党政权以助力。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到1948年末，国民党政权已是岌岌可危，共产党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而美国并无可以影响这种发展进程的实质性手段，除非直接出动武力，但这又是美国不可能采取的行动。

如马歇尔所言：“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他了。”

因此，美国决定调整其对华政策，暂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等待尘埃落定”

，同时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

1948年9月7日和1949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1949年2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项政策，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因此而相应减少。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向美国提出，由美国给予军事援助、发表声明、派遣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但旋即被杜鲁门拒绝。

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计划，召回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27日决定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

此等做法等于公开发出了美国准备从中国抽身而退、不准备继续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号。

1948年正值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竞选言论强调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因此暗助杜威的竞选活动，将宝押在杜威的当选上，结果却是杜鲁门继续连任，这又增加了杜鲁门个人对蒋介石的反感。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求援，与她在抗战期间访美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正相反，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可谓场面冷落，美国政府不将其视为官方客人，杜鲁门则干脆拒绝与她见面。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时说，中国政府犯了太多的错误，现在的形势今非昔比，他不知道美国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不知道美国还能再作什么进一步的援助。

与此同时，美国对李宗仁等国民党内反蒋派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1948年11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和李宗仁谈话后向马歇尔汇报，建议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

孙科内阁成立后，司徒雷登又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告诉孙科和蒋的谋臣张群，表示希望蒋介石放权下野。

司徒雷登的态度虽是其个人的意见，但也不能不影响到蒋介石的决定。

尽管美国有意抽身而退，国民党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援引美国以某种方式介入中国内战的希望。

1949年初，外交部提出说帖，认为美国似支持国共分疆而治，苏联似亦对此未必绝对持反对态度，提出请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