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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第4页）

随后，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湖北省参议会、鄂湘赣豫桂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等均通电吁和，呼应白崇禧的主张，一时间在国民党内外引起震动。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致电蒋介石称：“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

以言继续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

以言和平，则敌焰方张，不易接受。

……顾念时机促迫，恳请乘早英断。

职意应将谋和诚意迅告友邦，公布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

在白崇禧等吁和电的影响下，后续吁和者不断发表公开通电，对国民党内主战派和蒋介石构成了相当的压力。

对于几近公开化的和平呼声，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其态度。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承认其“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涑憟，首先应当引咎自责”

，同时承认“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战事及早结束，和平及早实现”

，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

条件是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他在文告中最后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在文告中的这番表示，使国民党的谈和公开化，而他本人的引退也呼之欲出。

虽然蒋一方面对桂系“逼宫”

耿耿于怀，愤愤地对党内干部表示：“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敷衍桂系，使桂系暂时接过这个烂摊子。

1月2日，蒋致电白崇禧称：“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

，希望白“激勉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趋，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

。

蒋既有如此表示，桂系亦当留有退步。

3日，白复电蒋，表示已“转示各将士仍应积极备战，以待和平之实现……至近复有少数民意机关，对时局主张，不免有过激之言论，经竭力疏导，并制止报社，不予登载”

。

与此同时，蒋介石连续约李宗仁谈话，表示引退意向，缓和与桂系的紧张关系，并派张群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议有关问题。

蒋的引退已是势在必然。

为了确保在引退后可以继续控制局面，蒋介石连续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尤其是在人事方面，任命自己的亲信干臣出任关键岗位。

1月1日，蒋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后又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14日，蒋召见陆海空军高级将领，指示军事方针。

在引退前几天，他又连连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在一切布置妥当之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随后，没有了总统身份的蒋介石黯然离开南京，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从此蒋介石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南京——这座他以国民党和政府最高领袖身份居住并发号施令的城市。

副总统李宗仁也于21日发布文告称：“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李宗仁正式从蒋介石手中接过了代总统名义。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文告中并无事先商定的“引退”

或“辞职”

字样，而是声明由李宗仁“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