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第5页）

总统职权，从而为其复职埋下了伏笔。

李宗仁虽对此十分不满，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曾经企图有所修正，但为蒋所拒，而在当时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李宗仁毕竟亦无法为所谓“名分”

问题与蒋决裂。

无论如何，桂系总算实现了问鼎中央的梦想，李宗仁总算在名义上成为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

在他们踌躇满志之余，如何收拾国民党败退之际的残局，也成了桂系最沉重的负担。

桂系是打着“和平”

旗号上台的，还在桂系上台之前，李宗仁的下属就为其拟订了上台后的执政方略，即首先进行和谈准备，如改组内阁，网罗和平民主人士；发动全国民意，拥护和平主张；运用外交，使美、苏、英、法对中国和平取得谅解并予以支持；主动争取以前之反政府团体，勿使为和平障碍；作出和平表示，如撤销“戡乱令”

，停止敌对行动，部队主动撤离战场，释放政治犯等。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据此作出了一系列和平姿态，以显示自己与蒋介石的差别，表示自己的和平诚意，稳定国民党统治区的局势。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发布文告，承认“目前国家与人民所遭受战争之痛苦，已至不堪忍受之程度，弭战谋和，实为全国一致呼声”

，表示“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

，提出“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扫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消或停止，冀能培育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李宗仁发布命令，决定取消全国戒严令，将各地“剿匪”

总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

，裁撤“戡乱建国”

动员委员会和各地“戡建大队”

，释放政治犯（后改为未决政治犯交保开释），启封被封之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停止特务活动；同时致函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表示“决以最大之努力谋和平之实现”

，“尚乞一致主张，力加赞助”

；又会见美、苏驻华大使，并派其秘书甘介侯到上海访问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请他们协助推动和平进程。

李宗仁的这一系列举措虽然不无某些成效，如各地释放了一些无关重要的政治犯，舆论也对其施政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总体而言，其成效并不如其预期之明显。

取消戒严和“剿匪”

总部改名之举，不过是文字游戏，无关实际内容；释放政治犯和保护政治自由，基本上未能实行。

24日，李宗仁下令释放被拘押多年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但26日蒋介石命俞济时致电张、杨被关押地台湾和重庆的行政长官陈诚和杨森，告以：“如有命令到台省渝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事，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杨虎城何在，此事省市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各地军警机关不仅仍在继续逮捕所谓违反“戡乱令”

者，而且逮捕的层级也在升高。

2月21日，汤恩伯在上海诱捕了向其说项起义的前浙江省主席陈仪。

4月10日，南京军事当局以“煽动军队叛变重大嫌疑”

为由，拘捕立法委员金绍先与许闻天。

如立法院动议所言：“军事机关或特务机关，不依法定手续，滥捕人民，动辄数十百人，且滥用非刑故入人罪，甚至违法拘捕本院委员，似此破坏宪法，**人权，尚何法治之可言。”

此等行为或为李宗仁所默认，或为李宗仁所无法控制。

李宗仁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拉拢亦没什么效果。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

李宗仁希望美国能够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援助，但被美国拒绝。

他又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希望寻求苏联某种程度的支持，但罗申表示“现在已经太晚了……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

。

很显然，李宗仁的政策表面意义大于实际内容，不具有争取人心的真正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