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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北平和谈（第4页）

其中甲案为“最高希望”

，主要内容为：（1）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2）现有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3）中华民国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但可作必要之调整；（4）整编军队应分两期办理，第一期各就现有地区复员，双方保留相等兵额，第二期再予统一整编；（5）人民私有财产应予保障；（6）双方共同商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由新政协产生临时联合政府，俟宪法修改完成后，再依宪法产生新政府。

乙案作为“最低要求”

，再作让步，考虑废除宪法、法统，没收官僚资本，其他方面与甲案同。

作为方案的附件，国防部提出双方应先行成立停战协定，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

国民党中央还指示代表团，上述方案“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

由此观之，国民党仍然以蒋介石元旦声明所提条件为基本原则，可以让步的底线还是隔江与中共划界而治，保持其地位与实力，以图再起，与中共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由其主导的新政权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北平和谈之不能成功势属必然。

4月1日，张治中一行到达北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谈判。

双方首先进行非正式商谈，交换意见，为正式谈判作准备。

经过数日相商，南京代表感觉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方案与中共的主张相差甚远，尤其是在处理战犯和渡江问题上，中共毫无通融余地。

中共的方针其实很明确，即“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

。

周恩来告诉南京代表团：“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5日，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与何应钦，表示“因数日来所谈对于战争责任与渡江两问题，我方均甚坚持，几成僵局”

，认为此等于“逼降而非议和，非我方所能接受”

。

不过他也认识到：中共“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

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

因此，他还是倾向于尽可能争取较好条件以达成协议。

在中共坚持渡江南进、不接受国民党隔江分治主张的情况下，所谓较好条件，主要是争取战犯处理不提名，以及协议文字表述较为缓和，使南京当局面子上过得去而已。

南京谈判代表虽然基本上是主和派，但他们也深知国民党内对于和谈的阻力，尤其是如果将蒋介石作为头号战犯列入协议条文，则国民党完全无法接受。

因此，他们在协议条文关于战犯处理的内容和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

中共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团的顾虑，为了争取南京当局，尤其是桂系能够接受协议，在坚持八项条件的前提下，也在战犯处理问题上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

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平西郊香山与张治中作长时间谈话，表示在协议中可不提战犯名单；军队改编，第一期照原有番号、长官、兵额不变，集中整理，第二期再行改编；联合政府，由于准备工作颇为繁重，成立尚需时日，在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协议达成后由李宗仁、何应钦等来北平签字。

当日，毛泽东致电李宗仁，表示战犯问题“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

张治中认为中共在战犯处理问题上作了让步，内心里松了口气，但是他的想法与国民党中央的意见并不一致。

4月6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向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其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同日，何应钦飞抵广州，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五项和谈原则，仍然强调国共军队先行停战各守原防，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同时决定设置由李宗仁、何应钦主持的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由五院院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负责指导处理和谈问题。

12日，何应钦致电张治中转达特委会的意见，要他严拒共军渡江要求。

次日，周恩来告张治中，中共军队必须渡江，首先须占领江苏之江阴、扬中及安徽之至德、东流，以利将来和平条款之实施。

至此，张治中认为国共双方的立场“相差十万八千里”

，对和谈能否成功表示悲观。

4月13日晨，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和平协议草案，这是在中共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治中等谈话的精神拟定的。

当晚双方进行首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国民党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旨”

，“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

，因此“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

；他表示“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和我们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