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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第5页）

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

弟体察实际情形，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

聂、薄在回电中表示：“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在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的情况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检讨。”

董其武部的二号人物、第9兵团司令孙兰峰便心怀疑虑，他对傅作义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

“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

像这样起义的悲惨结局，我不愿参加。”

傅向他解释说：“某些地方作的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

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

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

……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

孙又认为：“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

共产党绝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

他坚持道：“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而这次的条件不能同北平的条件一样。

必须是部队不能再解散，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各地扣押我们的人一律释放，并按起义人员对待。”

傅向其保证，此次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一包到底，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并表示“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

在傅作义的诚意说服和争取下，孙兰峰同意参加起义。

国民党得知傅作义到绥远后，张群即致电傅作义，请其赴渝，蒋介石亦在8月29日通过孙兰峰告傅作义，亟盼能与其晤谈，并将派飞机接其赴渝，但均为傅作义拒绝。

9月15日，傅的老友徐永昌飞到包头与其见面，请傅与他同去广州，被傅拒绝。

徐未能说动傅自北平南撤后，此次又没能完成其使命，最后黯然飞离绥远。

经过中共的大力争取与傅作义的说服工作，9月19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

其后，傅作义出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副司令员，部队改编为2个军1个骑兵师。

在绥远军政委员会和省政府中，傅作义部下占多数，中共占少数，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亦可见中共因傅作义北平和平解决之功而对绥远采宽松之政策。

三　西北战场

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在西北还有25个军61个师近40万人，其中西安绥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17万余人，甘肃、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及中央系军队8个军24个师14万余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3个师2个旅7万余人。

但西北地区面积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些部队互不统属，胡、马两军之间一向积不相能，青海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之间亦因地盘与权力之争而有矛盾，面积最大的新疆与内地更远隔千里，几处国民党军无法形成统合战力。

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是，以胡宗南部队逐步退守川陕边境，屏障西南；以马家军对地盘的欲求使其保持甘宁青，牵制中共部队的进军；同时酝酿调出新疆部队，加强内地的军事实力。

4月下旬，胡宗南部队开始自渭河以北地区南撤，至5月中旬已撤至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及其以南地区，西安绥署撤至汉中，准备以秦岭为天然屏障，阻挡中共部队南进。

担任进军西北任务的第一野战军2个兵团共19万人，兵力数量仍少于西北国民党军。

为了加强进军西北的部队实力，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第18、19兵团的6个军17万人配属第一野战军指挥，担任西北作战任务。

第一野战军与华北部队的总人数虽仍略少于西北国民党军，但部队可以集中使用，具有明显的机动优势。

随着国民党军的后撤，第一野战军部队步步跟进，5月20日进占西安，随后准备继续向西北进军。

对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最感到威胁的是马步芳与马鸿逵的马家军，因为胡宗南在情况不利时还可以退往四川，而青海、宁夏是马家军老巢，一旦被攻占，则他们基本上是无路可退，因此他们主动提议与胡宗南联合发起反击作战，以求稳定战局。

经过胡、马双方协商，决定以马继援率陇东和宁夏兵团，集结在甘肃的平凉以东地区，沿西兰公路东进咸阳；以西安绥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率5个军2个师，自宝鸡沿渭河北岸东进兴平；第18兵团司令李振率4个军，由陇海路南的秦岭北进西安。

6月9日，胡、马两军开始行动，中旬北路马家军进至永寿，南路胡军则进至蔡家坡。

由于此时华北部队尚未到达前线，第一野战军部队在数量上还不能对胡、马两军形成优势，故彭德怀决定以逸待劳，令第一野战军部队暂停前进，主动后撤，吸引国民党军前进，等待华北部队到达后，再向胡、马部队展开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