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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第7页）

“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北飞至重庆。

20日，李宗仁自南宁飞到香港，以“胃病复发”

为由，表示将“转美检验”

。

行前，他将中枢军政事宜交由阎锡山负责，日常公务交由秘书长邱昌渭和参军长刘士毅代行。

国民党其后派居正等人赴港劝李返渝，被他坚决拒绝。

12月3日，阎锡山致电李宗仁称：“钧座一日离国，全国军民则一日无所依托，在此危急存亡决于俄顷之际，何能一日无元首躬亲主政。

……敬祈钧座重加考虑，俯念时艰，即日力疾返国，挽救危局。”

但李宗仁毫不动心，5日自香港飞美国，同时告阎锡山：“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

……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

李宗仁出走之后，国民党内请蒋介石复职的声浪更高。

1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职。

蒋认为，李宗仁滞港，不在政府主持，余又不复行视事，则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举国上下人心动摇，“因此，不能不作复行视事之准备，惟对时期问题尚须加以研究”

。

为了拉拢残余的桂系力量，蒋介石对白崇禧表示，绝不于此时“复行视事”

。

28日，他又致电白崇禧：“如德兄仍格于病势，不能遄返中枢，而必须赴美疗养，届时本党中央当特邀兄来川，共同郑重计议，寻求解决之道。

过去北伐成功，抗战胜利，均赖吾人之戮力，兄之协力，今日时艰事危，至于此极，本党同志团结同生，否则俱亡。

本党若亡，国家随之。”

蒋桂两系的矛盾虽因李宗仁出走而得以化解，桂系也因其军队损失殆尽而成历史名词，但蒋心中对桂系的怨恨并未消失，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桂系“借共匪之声势，以胁制政府，逼迫领袖，以为夺取权位之良机，以争取美国第三势力之欢心，不惜毁党联共，期达成其投机取巧之目的”

；“于军事、财政乃至人事、法纪，除与之有利者外，其他无不尽力予以彻底摧毁，而对各文武官员先之以威胁不成，则继之以利诱，所有经余二十余年来所建立之国民革命事业，皆为其十个月内毁坏殆尽”

。

白崇禧等桂系大员到台湾后，均被蒋弃置闲散，不予安排有实权的职位，他们已不复再现当年之风光。

1949年底，残存的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地已经局处在西南一隅，而且国民党军还在继续败退之中。

11月22日，国民党决定将政府迁往成都。

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政府迁往西昌，并暂先移成都办公。

30日，蒋介石飞离重庆到达成都。

但是成都很快亦将不保，12月7日，国民党决定将政府迁往台北，另在西昌设立大本营。

8日，阎锡山飞至台北，通告自次日起政府在台北办公，另行组织“战斗政府”

和“战斗内阁”

，精兵简政，随军行动。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乘坐专机自成都飞返台北，最后离开了他当政22年的大陆，于下午6时半抵达台北。

在蒋介石日记中，“是月实为国内外对余最后总打击之一月，而党与国亦为最危急之一月”

。

确实如此，国民党因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与中共的竞争中败阵，最终失去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权，失去了在大陆的执政权，只能退守台湾海岛，并利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偏安一隅，成为暂时在台湾执政的地方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