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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共建国的实际准备（第5页）

通过中共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中共与苏共之间就未来中苏关系的基本方面达成了若干共识，苏联愿意向中共建国提供实际的帮助，有助于中共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之时恢复与发展经济和文化，而中共对苏共领导地位的认可及“一边倒”

政策，也有利于苏联获得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在苏、美竞争方面，有中国这样的大国加盟苏联阵营，无疑对苏联是个重要的砝码。

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

对于建国后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共采取了“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代旧的外交关系，准备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对于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支持者，也是中共建国后最主要的对手——美国，中共采取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坚决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但在具体问题上，则视美国态度而留有余地。

中共建国前夕，美国曾经企图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表示对中共建国的某种温和态度，以分化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不使苏联阵营因中国的加入而壮大。

1949年3月下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希望陈向中共解释，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

美国的态度为中共所知后，4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

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占南京之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反常态，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而是留在南京，似乎传达出某种信息。

4月25日，第35军士兵擅入司徒雷登住宅，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要求总前委“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

。

当司徒雷登表示愿与中共方面接触后，5月10日，毛泽东指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可以和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并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的联系；谈话是非正式的，态度可以适当的友善，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对于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事，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5月13日，黄华在和司徒雷登见面时提出了上述要求。

司徒雷登认为，按照国际法，美国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新政府，并愿意承担国际义务，则问题自然解决。

他表示希望新政府吸收民主开明人士，但黄华认为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

司徒雷登还希望北上访问燕京大学，中共表示同意。

但是，司徒雷登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个人意向（他甚至请罗隆基向中共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有意贷款2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授权，当他向美国政府报告准备北上的计划后，被美国政府否决。

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美国采取了从中国抽身而退、“等待尘埃落定”

的政策，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美国都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中国新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边倒”

的方针，美国仅存的分化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幻想已告破灭，司徒雷登再留在南京已没有意义。

8月2日，他从上海登轮回国，预示着美国曾经在中国所有的全方位的影响力也将逐渐销声匿迹。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用酣畅辛辣的文字，淋漓尽致地讽刺与批判了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支持国民党政策的失败。

毛泽东在文中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