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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共建国的实际准备（第4页）

因此他要求苏联方面，“就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进行指导”

，表示“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完全一致”

，并曾多次表示有意访问苏联。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示了中共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的方针。

当中共即将获得全国胜利、国民党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之时，苏联的对华政策维持了某种双重性态势，即既支持中共的革命，又与国民党政府维持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1949年1月，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

4月，国民党军队自南京败退，苏联大使罗申随后离开广州，同时继续留下部分人员留守。

苏联驻北平和南京总领事馆则与中共保持接触。

在这些公开的活动之外，中共和苏联之间主要是通过秘密的党与党交涉，就中共建国进行有效的协调。

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苏共（当时的简称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同中共领导人会见，这是苏共高级领导人首次造访中共中央所在地。

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告诉他，估计过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前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将对苏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

当时，苏共及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还有一定的疑虑，因为中共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他们担心中共建国后成为又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成为又一个铁托。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也不无就此考察中共之意。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很大程度上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以此缓解斯大林的担心。

其后毛泽东又提出“一边倒”

方针，既为中共在实践中所遵行，也是为了使苏联可以放心地支持中共建国。

1949年6月21日至8月21日，中共派出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政治局委员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苏联。

6月27日，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会见了中共代表团。

斯大林首先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表示，苏联将以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形式提供为期5年的3亿美元贷款，并派出专家援助中共的建设。

其后，中苏两党签订了若干具体协议。

7月4日，刘少奇致函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向苏方通报中国革命的形势、新政协和中央政府的组成、中共的对外政策，以及建国后的中苏关系等问题。

1.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目前已基本胜利，不久将取得彻底胜利；除军事胜利外，我们还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彻底孤立，所有民主党派都站到了我们一边；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2.关于新政协和中央政府的组成：决定今年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共同筹备，产生中央政府；新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3.关于建国后的对外政策：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均要彻底加以摧毁；今后的外交活动，应根据以下原则进行。

（1）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实现中国人民的彻底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后，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新政府，我们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我们希望苏联能率先承认我们。

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

。

4.关于苏中国家关系：希望尽快建立与苏联的邮电通信、铁路和航空联系，也希望合办苏中联营航空公司；希望苏共在管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上给予帮助与指教。

信函强调指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

因此，中共服从苏共的决定。

如果中共和苏共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苏共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