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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2页）

因为民革是反蒋的国民党人所组织，并因其老关系而在国民党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民盟是成立最早也最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在知识阶层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共因此特别重视这两个党派的意见。

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领衔发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主张的通电，但是因为交通联络的原因，此电直至8月1日才为毛泽东见到。

因此，毛泽东又在5月7日致电香港分局和上海局，要求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并及时将“各方反映电告”

。

1948年5月1日，香港《华商报》将中共“五一节”

口号提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公之于众，其后中共香港分局又与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就此相商。

中共的主张很快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中共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

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表示响应中共的主张。

8月1日，毛泽东在收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通电后，复电表示对他们的态度“极为钦佩”

，提出“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

，“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关于会议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者范围、应讨论问题等项，希望“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

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政协的各项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见解，公开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民盟和民革的意见。

民盟提出：“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全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新政协应代表人民的意志，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既不同于英、美的政治制度，也不同于苏联的国家制度，并应由中共来召集。

民革（包括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提出：新政协“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

，“将来拟定出来的共同纲领，应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新政协必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立场利益为前提”

。

他们提出的意见，在迅速推翻国民党统治、召开新政协、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和建立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新国家等主要方面与中共的主张基本一致，但在未来国家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等方面，也有与中共的主张不尽一致之处，如提出未来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英、美，也不同于苏联，以“革命的三民主义”

为建国纲领等。

中共其后又与各民主党派反复商讨，接受他们合理的意见，批评他们错误的意见，最终各方面达成共识，以中共为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随后，中共中央出面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前往东北和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共同商讨召开新政协的若干具体问题并筹备召开新政协。

中共中央以及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此作出了周密部署，责成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负责接送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8年9月12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第一批离港北上，于29日到达哈尔滨；10月底，马叙伦、许广平等离港北上，于11月中旬到达沈阳；12月26日，李济深、朱蕴山、章乃器、施复亮等离港北上，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3月14日，黄炎培等离港北上，25日到达北平；周建人、胡愈之等此前到达李家庄。

194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前往沈阳，代表中共中央迎接各位民主人士到平。

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陪同下乘专车抵达北平。

至此，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齐集北平，参加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