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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第6页）

考虑到“革命史范式”

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因此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也不妨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为了加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这是蒋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献身的事业”

。

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

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关键词是“中古”

、“近代化”

、“民族惰性”

。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因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

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

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

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

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

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范著《中国近代史》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

的典型著作。

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

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

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

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

的命运。

范著所开创的“革命史范式”

，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

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

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式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

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

《中国史稿》第四册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蒋廷黻在1938年提出现代化范式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没有得到响应。

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类的著作，大体上还是按照“革命史范式”

来写的。

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被再次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