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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第5页）

问题。

所谓“范式”

，按照美国学者库恩（ThomasKuhn）的说法，一些科学史著作所以能够决定和影响科学的发展，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坚定的同行，二是其成就又给科学工作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

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著作就可以称之为“范式”

。

近些年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

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范式”

与本文所说的学科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研究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的历史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作为当时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一部分而存在的。

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对“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还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

因此，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不仅是认识历史进程的过程，也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的过程。

政治发展的状况在20世纪中国长期占支配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20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才取代政治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可以说，政治在20世纪始终是史家首先关注的话题，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的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作为和政治方向。

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命题，也决定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需要的外部环境。

不同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折射出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主题，并且满足于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需要。

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作为纯学术而存在的，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人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往往把理解昨天的社会和掌握今天的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发点。

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作者，为了服务眼前需要所写出来的历史，在叙述和解释历史事实的时候，免不了要联系甚或影射社会现实。

总之，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和学科体系的构建。

19世纪末起，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盛一日，封建统治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人民群众的不满日渐加剧，以救亡图存为手段，革命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期间，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开展的国民革命期间，还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不同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鼓吹革命，以历史为借鉴论证革命的必要性。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萌生时成为热点，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中，革命史研究或以革命史为主要切入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占主导地位。

这是我们今天做学术史回顾时能够理解的自然过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

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

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体系：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

，或者“现代化范式”

，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体系”

，或“革命史范式”

，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

“革命史范式”

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颇为弥漫的一种说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这种学术体系的意味。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范式的转换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