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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1页）

一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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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与建国以前根本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起，和整个国家一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总体来说，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开拓了思路，拓宽了领域，而且引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深度上和客观性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学术争鸣中，由于正确区分了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减少了现实政治对学术活动的压力，学术观点异彩纷呈。

通过学术争鸣，推进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思考。

总起来说，新时期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社会史、边疆史的研究中，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展，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开拓，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国民党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大大充实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实际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20多年比较，有了很大的前进。

从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20多年的总和。

建国以后至1976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不过200多种、论文约5000篇。

1978-1988年的10年间，根据我所做的粗略统计，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超过1000种，平均每年超过百种；发表论文约12000篇，平均每年超过千篇。

1989年以后的10年，无论论文、著作还是各种资料书，其出版数量都比前一个10年多。

这些论文和著作，固然有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情况，但是也应该说确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著作。

对于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培养造就新的研究人才，加强研究者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研究工作中提倡扎实功夫和创新精神，认真开展百家争鸣；在完善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提高近代史研究水平的时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近代史学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撰写一部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反映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新架构的通史著作，就是我们面临的工作任务之一。

我们今天的出版界还没有一部综合反映如此全面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的读物。

现在是提出这一任务的时候了。

近代史研究所从创立伊始，就立志要写出一部比较权威的中国近代通史。

但是，范文澜只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而且只有政治史；刘大年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出了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社会史方面的内容没有注意到。

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的通俗近代史读物有几百种，大多陈陈相因，缺少新意。

而且几乎所有这些读物，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都是按照1840-1919年的模式来处理的，远远落后于学术界已经取得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大学教师编写了近代史教材，有几本已经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