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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2页）

有的虽然打破了中国近代史的旧的分期，但也只写到20世纪20年代，所确立的分期标准难以成立。

1997年出版了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10卷，每卷平均1200页，卷帙浩繁，按照专题分类，大量编入原始资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书。

1997年还出版了秦德占主编的《近代中国历程（1840-1949）》4卷，每卷平均1200页，按照词条分类编辑，词条下附录原始资料，也是一部资料书。

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辽宁大学董守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程（1840-1949）》上下册，70万字，作为大学教材公开出版。

该书突破了以往的分期法，把中国近代史下限定在1949年，是一个进步，但按照专题分章，在体现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上显得不够。

在此书以前，199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著者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35万字。

这是应公安部要求，为全国公安干警编写的干部读物。

此书第一次按照新的分期法，按照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安排章节。

有学者评论，认为该书提出了对中国近代史新的理论构架，是对中国近代史撰写上的一次突破。

但因篇幅小，只能涉及政治史，在内容上很不完善。

撰写此书，是为了撰写《中国近代通史》做的一次实验。

我们考虑到以下原因，决定担起编写《中国近代通史》的重任：第一，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在整体上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各个专门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

第二，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澜所长领导下就确立了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究由于时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毕其功；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并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但也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留下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未完成的遗憾。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尤其是最近10年，近代史研究所中青年一代的研究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年龄在35-50岁的研究者约有6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已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力量的主体，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可以分工承担撰写任务。

第三，此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1840-1919年的模式上，现在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缺少一部按照1840-1949年分期、全面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内容的中国近代史。

第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院长李铁映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工作会议精神在所内传达以后，所内不少研究人员向所里提出应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中国近代通史》的写作，反映了所里部分研究者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热情。

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撰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还需要加深专史研究，写通史的条件还不够。

这样的认识不是没有道理。

专史研究当然是需要加深的，这样的研究永远没有止境。

我们要等到哪一天才可以说专史研究不需要加深呢？同时，通史的写作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大体上每过十年修订一次。

一般来说，通史性的著作，要求综合反映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一次积淀，而专史研究则要求推进某个问题研究的深入。

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进研究的深入是不大现实的。

如果要求等专史研究做充分了再来写通史，如果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动研究的深入，那等于取消了通史类著作的撰写。

按照这种理解，一部通史著作，只要在宏观思路上、在总的架构上有了前进，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基本上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这部著作大体上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