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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第5页）

文化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红花需要绿叶扶持才显出自然的美；没有血肉的躯干只是骨架，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全面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内容，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包括人口状况）的、民族关系的、边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研究的配合，缺一不可。

尤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全面、深入、丰富的了解，单线条的认识是不能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的。

中国近代历史内容丰富多彩，革命是那个时期的时代主调，本书的写作，实际上贯穿着政治史的基本线索，限于篇幅，对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虽有涉及，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四、关于“革命**”

问题的处理。

1954年胡绳提出“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

的概念，为近代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习惯上，大家多习称为“三次革命运动**”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现在的情况是，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

1984年章开沅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主张放弃“三次革命**”

的概念。

他认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运动高涨，实际上他所列出的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的标志与胡绳所说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标志是完全相同的。

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反对“两个过程”

的提法，认为“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

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

他虽然回避了“革命**”

的概念，但实际上并无反对之意。

李时岳是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人，他1980年、1984年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基本线索的标志，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的论点。

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有不少商榷，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三次革命**”

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务运动”

列入，称为“四个阶梯”

或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

而已。

1988年陈旭麓著文（发表在《历史研究》第3期），明确主张支持三次革命**，但认为应从革命的本来意义来定义革命**，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来观察革命**。

这三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没有这三次**，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垮封建势力。

1989年夏东元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也认为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全体，主张“‘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

著者在1984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

及有关问题》（载《历史研究》第4期），没有对三次革命**正面表示意见；但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

与“上升”

诸问题》（载《近代史研究》第2期）中认为，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

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