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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第4页）

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

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

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

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

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

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

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

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

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维新时期来说，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已经出现，并且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这样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在国内不能立足，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还不大。

如果拿车轮打比方，这时候只有维新派一只车轮子。

尽管维新派极力推动这只车轮前进，但是，维新派的努力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是依靠光绪皇帝“乾纲独断”

，并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统治。

而且，维新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防范革命派、防范“乱党”

的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维新派的努力。

同时也应该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双轮，而是单轮。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移，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就更明白了。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力量都很强大。

有些研究人员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双轮的观点了。

其实也不然。

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与立宪派的努力有关，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装斗争或者说暴力革命的结果。

无论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还是立宪派在国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都限制在体制内。

如果体制内的运作成功，无非是君主立宪，还能够把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吗？况且，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是水火不相容的。

革命派正是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立宪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许革命的思想，才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因此，在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没有革命就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宪派就不能推动革命的时候，难道能够迁就改良派而放弃革命的努力吗？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这只轮子。

显然，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说，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存在的。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

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

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