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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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把事情料理好，把货物卖掉，把所有的财物都换成了可靠的汇票，接下来的难题就是该走哪条路回英国。

其实我早就适应了海路，但是这次对走海路回英国有种莫名的抵触情绪。

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次我把行李都搬上船后又改变了主意。

而且不止一次，有两三次都是这样。

的确，我在海上的运气实在太差了，这或许也是一部分原因。

但是，在这种时候，不管是谁，都不该忽视自己内心那种强烈的冲动。

我挑出来的两艘轮船，我的意思是说，我特意挑选出来的两艘船，其中有一艘，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艘，我跟船长都讲好了。

我是说，我挑出来的那两艘船都出了事，一艘被阿尔及利亚人掳去了，另一艘在托贝附近的斯塔特失事，全船人中只有三个人逃了出来。

总之，不管我坐哪艘船都会倒霉，至于坐哪艘船最倒霉，那就不好说了。

为此，我心里特别烦，我的老船长（我什么事都会跟他说）坚决反对我走海路，他劝我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然后渡过比斯湾到拉罗谢尔，再从拉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然后再到加来和多佛；或者先到马德里，再一路走陆路穿过法国。

总而言之，我对走海路已经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抵触情绪，只能接受从加来到多佛那段路。

为此，我决定全部走陆路。

反正我不着急，也不在乎花钱，走陆路自在多了。

为了让我的行程更愉快，我的老船长给我找来一位英国绅士，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愿意跟我结伴同行。

此后，我们又挑了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个葡萄牙年轻人，那两个葡萄牙人打算只到巴黎。

这么一来，我们一共有六名旅伴和五名仆人。

两名商人和两个葡萄牙人为了节约费用，都是两人合用一名仆人。

至于我，除了星期五之外，我又找了一名英国水手在路上听从差遣，因为星期五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在路上无法做听差。

就这样，我从里斯本出发了。

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

他们都尊称我队长，一来是因为我年纪最大，二来是因为我有两个仆人，又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

既然之前没有把航海日记拿来让读者生厌，现在也就不拿陆行日记来烦读者了。

但是，这趟令人疲惫的艰苦旅行中，我们碰到了几件惊险的事，倒是不能不提。

我们到马德里后，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西班牙，便想逗留一段时日，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参观的地方，可此时已经到了夏末，我们不得不在十月中旬匆匆离开马德里，继续前行。

可是，到了那瓦尔边境的时候，我们在沿路几座城镇听人说，法国那边的山上下了很大的雪，有几个试图冒险穿越山区的旅客，纷纷被迫返回潘普洛纳。

我们到达潘普洛纳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我习惯了热带气候，特别是那些连衣服都穿不住的地带，有点儿受不住这里的严寒。

其实，我们的惊诧更甚于痛苦，仅仅十天前，我们离开老卡斯提尔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甚至有点儿热，现在凛冽的寒风突然从比利牛斯山脉刮来，冷得叫人难以忍受，简直要把我们的手指和脚趾都要冻麻、冻掉了。

可怜的星期五这辈子都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突然看到满山大雪，碰到这么寒冷的天气，简直吓坏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抵达潘普洛纳后，暴雪还一直下个不停。

人们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

道路本来就难走，这下更是走不了了，因为有些地方雪太深，我们根本过不去，而且又不像在北方，积雪冻得结结实实的，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我们在潘普洛纳待了将近二十天。

我看到冬天即将来临，而且情况没有好转的迹象（因为当年冬天是人们记忆当中全欧洲最严寒的冬天），便建议转道富恩特拉比亚，然后坐船前往波儿多，走一小段海路。

就在我们考虑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那边遇到大雪阻路，就像我们现在在西班牙这边受阻一样。

后来他们找到一名向导，那名向导带着他们从朗格多克顶端绕过那一带，然后一路翻山越岭，都不曾受到大雪的阻碍。

而且据他们说，就算在积雪很厚的地方，也冻得很坚硬，足以承受人和马的重量。

我们派人去把那位向导找来，他对我们说，他可以从原路带着我们过去，沿路不会受到大雪的阻碍，但是我们得有充足的武器装备保护自己，以防遭到野兽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