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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第1页）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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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

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

。

一九三九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

（《两栖杂述》）。

当时沈从文先生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汪曾祺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他的课，开始与他有所接触，“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

（《自报家门》）。

沈从文讲课的方式很宽松，对青年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写道：

“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

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

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

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

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

（《西南联大中文系》）。

他读书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系统性，“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

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

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