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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第2页）

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

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自报家门》）。

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

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

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

“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

（《晚翠园曲会》）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

他的审美趣味，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

汪曾祺的文章中讲，“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

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泡茶馆》）。

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钓》，刊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篇末标注“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

，即“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写就。

一九四一年，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随后在《文聚》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

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得意高足”

，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

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自报家门》）。

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汪曾祺未能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一九四五年一月方离校。

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汪曾祺又从昆明经越南、香港辗转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和散文家、藏书家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