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晚饭花集自序（第3页）

。

“事不过三”

，三请诸葛亮，三戏白牡丹，都是三。

一二三，才够意思。

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

其后不绝如缕。

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

《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

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盦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

第二是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

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

这一集中的有些篇，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

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

把散文、诗编入小说集，并非自我作古，我看到有些外国作家就这样办过。

第三，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

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

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

有一次以矮纸尺幅画初春野树，觉得需要一点绿，我就挤了一点菠菜汁在上面。

我的小说也像我的画一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又我的小说往往是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承命。

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

这一集里的小说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在思想上和方法上有些什么不同？很难说。

几年的功夫，很难看出一个作者的作品有多少明显的变化。

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很难像青年作家一样会产生飞跃。

我不像毕加索那样多变。

不过比较而言，也可以说出一些。

从思想情绪上说，前一集更明朗欢快一些。

那一集小说明显地受了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

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

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

我也不例外，小说的内容渐趋沉着。

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