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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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等了二十五分钟，丹麦人走下楼，把房间钥匙交给前台服务小姐。

她把钥匙挂了起来，钥匙在钩子上晃了几秒钟。

那个坐在前厅扶手椅里的人显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麦人走进餐厅，他便把手里的报纸放低了一点，看到钥匙的号码是四十七号。

又过了几分钟，前台小姐回到后面的办公室为另一位客人确认剧场的订位，没人注意到这个戴墨镜的人悄悄溜上了楼。

四十七号房间的门关得很严实，用两英寸宽的云母片打不开，于是他配上画家用的那种弹力调色刀，才终于把弹簧锁的锁芯顶开。

牧师只是下楼吃午饭，护照就放在旁边的桌上。

豺狼回到走廊上时，前后还不到三十秒。

他没有动牧师的支票夹，这是为了让有关机构在没有被窃证据的情况下，说服这个丹麦人，他只是把自己的护照忘在什么地方了。

事后证明也的确是这样。

丹麦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国人早就走远了。

下午晚些时候，牧师告诉酒店经理，他的护照不见了。

经理在房间里找了一遍，向丹麦人指出，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包括他装旅行支票的钱包。

他从这些方面判断并劝说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来酒店，他肯定是把护照掉在旅途中的什么地方了。

丹麦人很好说话，在异国他乡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尽管他并不以为然，但还是同意了经理的说法。

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麦领事馆提出护照挂失，领事馆给他签发了一张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的旅行通行证。

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

领事馆签发这份旅行通行证的工作人员用“哥本哈根，佩尔·詹森牧师”

的名字为这份遗失的护照建了档，然后也没再管了。

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两天以后，一个从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学生也经历了类似遭遇。

他从纽约飞到伦敦，在机场大楼的美国捷运柜台用护照兑换他的第一张旅行支票。

换好后，他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把护照放在一个有拉链的小袋里，塞进了他的皮质手包。

几分钟后，为了招呼搬运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会儿，三秒钟后包就不见了。

起初他责怪搬运工，搬运工把他领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问讯处又让他去找最近的负责机场安全事务的警察。

后者把他带到办公室，他在那里向警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调查后，排除了其他乘客误拿的可能。

这件事被作为蓄意盗窃记录在案。

对于公共场合发生的这种盗包行为，警官向这位运动员体格的年轻学生道歉并表示遗憾，还向他介绍了机场当局为控制针对国外旅客的盗窃案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美国学生无奈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也遇到过类似的被盗事件。

这份报告后来按常规被转往伦敦各警局，报告里对失窃的手提包、里面的物品、证件以及小袋内的护照都进行了描述。

几周之后，手包及其内物品都没有找到的迹象，这件案子最终归了档，从此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马蒂·舒尔勃格前往格罗夫诺广场的领事馆，申报自己的护照遗失，然后拿到了一张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换生”

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返回美国了。

领事馆对遗失护照也做了登记，并向华盛顿的国务院做了汇报，但两个机构随后就把这个事抛诸脑后了。

在伦敦机场的两个国际航班到港大楼里，究竟有多少旅客在走出机舱、步下舷梯时被那个双筒望远镜在瞭望台扫描过，现在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

尽管这两个丢失了护照的人年龄不同，却有一些共性。

他们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宽肩膀，身材修长，蓝眼珠，相貌和那个一声不吭跟踪他们并行窃的英国人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