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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11976年12月12日（第1页）

索尔·贝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1]（197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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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极为自相矛盾的本科生。

我的习惯做法是注册一门课程，然后花大部分时间阅读另一学习门类的书籍。

于是，应该花时间钻研“货币和银行”

专业的我，却专注于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

我从来没有理由为此后悔。

康拉德吸引我也许是因为他像个美国人——他曾是个背井离乡航行于异国海域的波兰人，说法语，但用英语写作，作品展现出非凡的美感和魅力。

这对我，一个芝加哥移民区长大的移民的孩子来说，一个熟知马赛航线、当上英国海船船长的斯拉夫人，一个用东方风味的英语写作的人的吸引力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康拉德的真实生活并未在小说中表现出太多怪异之处。

他的主题直截了当——忠诚、统帅、航海惯例、等级，以及遭遇台风袭击时水手们遵从的脆弱的守则。

他信仰这些看似脆弱的规则的力量，也相信艺术的力量。

他在

《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序言中，对自己的艺术观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

他说，艺术是为赋予可见宇宙之最高正义所作的努力：试图在这个宇宙的物质和生活现实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质的东西。

康拉德说，作家们触及本质的方法与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不同，后者通过系统的考查认知世界。

而艺术家，首先只有他自己；他自我生成于孤独的领地，发现了“吁请的语言”

。

康拉德讲到他吁请的对象：“向着我们生命中先天赋予而非后天获得的成分，向着内在的愉悦和惊异的感觉能力……我们的同情心和痛苦感，向着潜在的与天下万灵为伍的情感——也向着微妙但不可战胜的对共同责任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将无以计数的孤独心灵聚合起来……让全人类联结成一体——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未出生的。”

这一则热情洋溢的声明写于80年前，我们在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对其略加修饰。

我那一代读者熟知一长列华丽或高调的辞藻，那些被海明威等作家抛弃的诸如“不可战胜的信仰”

或“全人类”

之类。

海明威替那些受到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政客们巧言令色的宏大词汇激励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说话。

他的语言必须与杂陈战壕的年轻结冰尸体形成呼应。

海明威的青年读者相信，20世纪的恐怖以其致命的辐射已经伤害并杀死了人文主义的信仰。

因此我告诉自己说，必须抵制康拉德式的修辞。

但我从不认为他有任何过错。

他直接向我诉说。

感受个体总显得弱小——除了自己的弱小他无所感觉。

但是如果他接受自己的弱小地位和分离状态，沉入自己的内心，强化这种孤独，他就能发现自己与其他所有孤独生灵的合一。

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对康拉德的话提出质疑。

但对有些作家而言，康拉德式的小说——所有那一类小说——都一去不复返了。

寿终正寝。

比如说，法国文学中有领军人物阿兰·罗布-格里耶，也是法语“e”

即“物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