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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思想传统 哲学科学宗教和艺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350年（第10页）

蒙古征服也开启了罗马天主教对中国的传教之路。

作为统治波斯的蒙古人和罗马教皇之间短暂沟通的成果，一位名叫约翰·孟高维诺（JohnofMonteo，1247—1328年）的方济各会士成为拜见忽必烈的使者。

孟高维诺于1294年到达蒙古首都大都（又名汗八里，今北京），在那里晚年的忽必烈帮他安了家，但拒绝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方济各会（后来其他团体也加入进来）建造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给大约6000人施洗，将《新约》和《旧约·诗篇》翻译成蒙古文，还买下了150名贫困男孩，给他们洗礼，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组成了唱诗班。

在1307年，孟高维诺被任命为天主教汗八里总教区第一任总主教。

如果有任何新的中国天主教徒活到了1369年，他们将会同景教一起受到明朝驱逐所有基督徒的影响。

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促进了世界宗教的传播。

到3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基督徒已经到达印度南部，并建立了圣托马斯基督教社区，约翰·孟高维诺在去中国的路上曾拜访过那里。

伊斯兰教沿着印度洋的商路传播得更广，几乎每个港口都有穆斯林社区。

大约9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在城邦国家中，它们位于长达3000千米的以“斯瓦希里海岸”

闻名的东非海岸。

他们与当地非洲人杂居，后者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

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在1331年访问了斯瓦希里的城镇，他笔下的城镇十分热情好客，清真寺宏伟壮观，经济繁荣富足。

伊斯兰教也通过与商人的接触传播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当地商人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随后是当地贸易国家的统治者。

穆斯林地理学家巴克里（alBakri）记录了在11世纪一个北非商人如何促成一位西非国王的皈依。

他说土地所遭遇的可怕干旱可以通过背诵《古兰经》祈祷文来解决。

这两个人祈祷了一整夜，非洲国王在这位商人的阿拉伯语祷告中又加了一句“阿门”

。

国王对伊斯兰教力量的信仰在拂晓的倾盆大雨中得到了证实。

虽然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可能并非如此，但它说明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即在通过市场向撒哈拉以南土地的宫廷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虔诚的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使统治者皈依在其宗教中是一种常见的策略。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在欧洲所谓“异教徒”

民族中赢得统治者。

5世纪初，在圣帕特里克（StPatrick）使爱尔兰人皈依的早期努力中，重点就是当地首领。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在这个世纪末的受洗非常重要，因为它确保了其继承者强大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成为罗马教皇的盟友。

一个世纪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说服肯特国王成为一名基督徒。

220年汉朝灭亡，此后获得北方侵略者支持的中国佛教徒也开始从政治庇护中获益。

在4世纪，入侵的北魏统治者接受了佛教，因为它提供了进入高级文化和复杂宗教的途径，这一举动在5世纪早期给予了中国佛教徒最广大和最强大的政府庇佑。

作为赞助人，北魏朝廷和许多个人支持了5世纪晚期的一项大规模工程，用超过5万尊佛教雕刻装饰了云冈（位于今山西省）的53处石窟墙壁。

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不久，另一组纪念性的石窟造像在龙门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持续了四个世纪。

不幸的是，统治者可能是赞助人，也可能是迫害者。

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发生在9世纪，当时中国佛教徒的财富和影响力引发了社会对该宗教的批评，认为它与儒家家庭价值观不相容甚至对立。

唐武宗在845年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据称摧毁了4600座寺院和4万栋殿宇，并杀害了40万名僧尼。

尽管中国佛教从未完全恢复，但据记载，到1021年中国佛教徒已超过45万名，并在元朝（1279—1368年，由蒙古人执政）又回归了受朝廷庇护的传统，不过在王朝终结后再次遭到攻击。

如前所述，佛教寺院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而且是和平的存在。

作为祈祷、沉思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寺院有助于克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

在精通语言的半印度僧侣鸠摩罗什（344—413年）的监督下，数百名僧侣在首都长安（今西安）的一座寺庙里把数千份手稿翻译成了中文。

这一开拓性的努力在7世纪被一位名叫玄奘的中国佛教徒重复，他在628年去了印度，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

玄奘在643年回到中国，带回了数百份佛教手稿和许多宗教物品，并成立了一个新的翻译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