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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 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第2页）

传统的农业帝国，如德里苏丹国和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王朝，各自统治着大约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然而，征服了中国的元朝统治着100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另一个蒙古人的帝国——金帐汗国，又控制了超过500万平方千米的疆土。

然而，历史学家经常犹豫是否可以将草原游牧民族的帝国与传统的农业帝国归为一类，因为在大多数游牧民族的领土上没有人居住。

如果算上人口，格局多少有点相似。

公元前1000年时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是埃及，大约有250万臣民。

在175年，罗马和汉朝的人口都是它的20倍以上，有大概5000万人。

随后增长继续，但速度变慢，中国的人口数在1350年达到了7500万人到1亿人的规模。

▲组织增长的某些维度（公元前1000—公元1350年）。

在每一类别的分析中，蓝柱表示公元前1000年，分数为纵轴上的1.0。

红柱和绿柱列分别表示了175年和1350年的平均分数。

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两番，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最大组织的规模上。

财富、不平等和发展这三个维度的增长更加缓慢。

如何衡量国家的能力就更加棘手了，社会学家设计度量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

我以前曾建议用另一种方法，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数字指数，它衡量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完成能力，范围从1到1000分。

该指数使用的标准包括城市工程的应用、基础设施的例证、与商业和税收有关的经济标准、高度组织化的公共艺术和教育设施等。

公元前1000年时，在这套评价体系中得分最高的地区是埃及，略高于22分；在175年，得分最高的是罗马帝国，刚过43分；在1350年则是中国，略高于40分。

▲一件罗马世界制造的玻璃器皿，可能在遥远的朝鲜被某人欣赏。

家庭和国家的历史可能很难与公司或教会的历史分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重叠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较大的国家为经济和宗教的合作提供更大的舞台。

例如，贸易网络经常延伸到政治边界之外，但当政治边界扩大时，供应链往往随之延长。

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在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几乎没有延伸到希腊，而创作于公元前1076年的《温阿蒙历险记》（StoryofWenamun）则生动地描述了法老在家乡腓尼基遇到的困难，在那里，比布鲁斯（Byblos）的统治者对木材出口附加了苛刻的条件。

然而，到了2世纪，各方联系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位罗马使节一路走到了长安；一位埋葬在意大利的逝者的DNA显示，他是来自东亚的移民。

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Barryliffe）对此有精彩的评论：“一位朝鲜精英可以欣赏罗马世界制造的玻璃器皿，而驻扎在哈德良长城上的士兵可以用印度黑胡椒给他们的食物调味。”

在1世纪70年代，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PlinytheElder）担心富有的罗马妇女从中国购买过多的丝绸，会耗尽其帝国的白银储备。

但这仅仅是开始：到1350年，密集的陆路和海路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连接起来。

到15世纪20年代，来自南京的水手甚至走在摩加迪沙和麦加的街头，明朝瓷器在肯尼亚沿岸地区已司空见惯。

随着市场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尽管与现代相比其增长仍然极其缓慢。

将古代的消费转化为现代的货币显然有很多问题，但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化之前农民的收入通常相当于每人每天1.50—2.20美元。

公元前1000年，在埃及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收入处于这个范围的低需求。

在公元前4世纪的非凡的希腊城邦中，他们有时每人每天的收入激增到3—4美元，但即使在175年的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每人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超过2美元。

在1100年，像开封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其居民收入可能位于麦迪逊收入范围的顶端，尽管到1350年他们的收入可能在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

中，但在后半期，大多数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达到“贫困”

而已。

也就是说，有些人总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总体来看，不平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加剧。

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范围从0到10表示每个人都拥有数量完全相同的货物，1表示所有货物都只属于一个人。

在工业化之前的农民社会中，基尼系数大多在0.30—0.60，平均值大约是0.48。

我们没有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的有效数据，但是考古证据表明分数在这个范围的下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