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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 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第10页）

在公元前1千纪，欧亚大草原上的牧民见证了制度层面的惊人增长。

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公元前5世纪的斯基泰骑马游牧民族时，他们正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

国王有时会建立大型联盟来劫掠农业社会。

然而，在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在今天的蒙古建立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匈奴联盟，以至于完全有理由称其为游牧国家，甚至游牧帝国。

草原上游牧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幸运纬度地区农业帝国的发展齐头并进，像冒顿这样的人通过向定居社会勒索财富来笼络部落首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群体。

西伯利亚南部阿尔赞（Arzhan）的1号墓和2号墓分别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巴泽雷克（Pazyryk）2号墓是公元前3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

两者的对比很有启发性：前者以巨大的坟墓、成堆的金饰以及献祭的马为特色，而后者则堆满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珍宝。

▲公元前1千纪早期图瓦（Tuva）地区的阿尔赞大型墓葬群，包含了用大量金器装饰的墓葬。

这个金碗的装饰是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

然而，农业国家的增长主要在两个方面超过了草原国家。

地理上，阿格拉里亚扩展到以前不为人知的地区；组织上，低需求国家变成了高需求国家，加强了他们干预臣民生活的能力。

有两种主要的增长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初级国家形态和中级国家形态。

初级国家形态意味着不借鉴先前存在的国家的思想和方法来建立政府，而中级国家形态则涉及有关团体通过采纳和调整其政府形式来对邻国做出反应。

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机制很难截然分开。

例如，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00年，地中海地区从东到西掀起了一股国家形成的浪潮，但学者们很少就本土发展的相对重要性、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者的影响或罗马征服者的影响达成一致。

▲毛毡地毯上的图案，来自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

图案捕捉到了埋葬在那里的游牧部落首领显赫生活的片段。

这块地毯也许是从波斯带来的，虽然那里没有类似的古代地毯幸存至今。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肯定，在美洲经常要处理初级国家形态问题。

西潘（Spian）奢华的陵墓和巨大的太阳金字塔肯定意味着到175年，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莫契人已经找到了通往阿格拉里亚的道路。

在今天的中美洲，玛雅城邦正在蒂卡尔（Tikal）和其他地方形成。

而拥有壮观的纪念碑和15万人口的特奥蒂瓦坎，则显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

▲太阳金字塔，高200英尺（约61.0米），建于200年前后。

它俯瞰着特奥蒂瓦坎大都市的废墟，其鼎盛时期占地约8平方英里（约20.7平方千米）。

由于新旧世界的联系太少，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实验”

，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两个独立的案例来检验“超人”

的概念。

在某些方面，两个世界走的是十分相似的道路。

在两个世界里，组织能力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强化，大体上遵循相同的时间表。

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就像在中东、印度和中国，从开始培育动植物到首批国家崛起大约经过了6000年。

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早期国家的统治者都严重依赖宗教来使其权力合法化，并经常用金字塔形的纪念碑来宣传他们神一般的品质。

早于新世界社会约两千年开启农业和组织的增长路径，175年的旧世界以拥有更大更强的国家为荣。

事实上，在175年之前很久，旧世界最大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低需求机构就无法很好地运作。

低需求机构能够应对人口几百万的国家，但不是人口数千万的社会。

在公元前1千纪，在遵循过时的运作方式的压力下，最大的旧世界国家要么自我重构，要么分崩离析。

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政治组织，因此它第一个达到这一临界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公元前8世纪80年代，随着国王失去对贵族的控制，亚述王国突然陷入危机。

公元前744年一位名叫普卢（Pulu）的将军发动的血腥政变最初看上去是恶性循环的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