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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气候逆转 瘟疫与严寒中的扩张与创新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第2页）

这些淋巴结肿胀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

，即鼠疫的流行性称呼。

然而，有人怀疑，那时伤寒、天花以及炭疽等其他疾病也在同时传播，使受害者表现出的症状更为复杂化。

▲在图尔奈（Tournai）埋葬瘟疫受害者。

这是《吉勒·利·姆司斯编年史》（TheiclesofGillesLiMuisis）中一个细节的缩影，姆司斯（1272—1352年）当时是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

对法国、英国和荷兰中世纪墓地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

从受害者遗骸中提取的古老DNA，有可能重建主要的鼠疫有机体——鼠疫杆菌的整个基因组，并据此确认它是罪魁祸首。

然而，即便能为导致受害者痛苦的疾病赋予恰当的科学术语，但对他们而言也毫无裨益。

在那时，人们往往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恶灵、女巫和犹太人。

面对这个不断融合互动的世界，阿拉伯旅行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总结道：

“一场毁灭性的瘟疫侵袭了东西方文明，摧毁了许多国家，使许多人口消失。

它吞噬了太多美好文明的事物，并将它们消灭殆尽……城市和建筑被夷为平地，道路和路标被抹去，居民点和大厦沦为空城，王朝和部落日益衰弱，整个人类世界都变了。”

在任何地方，鼠疫大流行对人口和心理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即使幸存者也为悲伤、恐惧和厄运感所困扰。

据保守估计，欧洲人口从大流行前夕的峰值约8000万人降至1400年的约6000万人。

历史学家认为，北非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然而，人类社会可能具有很强的弹性。

到1500年，欧洲的人口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中国的人口也从1400年的7500万人反弹到了1500年的1亿人。

在其他地方，由于数据很不完整，无法可靠地引用。

在欧洲，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

农奴制近乎消失，因为农奴逃跑变得很容易。

熟练的农村工人（铁匠、磨坊主、木匠）能够赚取更高的工资。

如果当权者压制这些变化，就可能发生叛乱。

由于农民分散而居，组织长时间的抵抗存在困难，所以大多数起义规模有限且时间不长。

不过也有特例，英国瓦特·泰勒（WatTyler）领导的1381年农民起义，是18世纪前欧洲最大的民众起义。

起义军穿过英格兰东部三分之一的地区，进入伦敦，他们要求结束农奴制，并要求废除对庄园领主的义务。

他们的愤怒带来了杀戮，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之死以及其他暴力事件。

同样，当权者在镇压叛乱时不遗余力，甚至更为广泛地使用暴力才平息了起义。

瓦特·泰勒起义失败后，一些农民获得了土地，其地位得到提高，但还有许多农民仍然一无所获。

在鼠疫影响不甚严重的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所有者反而抓住这个机遇让自由农沦为奴隶。

中国的第二次西进运动发生在1405年至1433年，这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海上探险活动。

派遣探险队七次远征东南亚、印度和东非，明朝皇帝的目的却并非探索和发现。

因为这些海域一直都是世界的海上十字路口，探险队虽然可能更新了中国长期贸易伙伴的相关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富饶与强大。

1368年，明朝终结了蒙古人一个多世纪的异族统治，在巩固国内统治之后，他们走向海外“示威”

。

明朝舰队无论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使人望而生畏。

这支舰队由62艘被称为“宝船”

的大型帆船和大约100艘较小的帆船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