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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气候逆转 瘟疫与严寒中的扩张与创新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第3页）

宝船上满载中国制造的货物（包括丝绸、贵金属制品和瓷器），用于馈赠所到之处的统治者和其他贵宾。

船上搭载的人口也堪比一座小城。

据称，这支舰队载有27000多人，包括步兵和骑兵部队及其马匹。

舰队统帅郑和（1371—1435年），既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也是经验老到的航海者。

他的祖先是来自波斯湾的穆斯林。

其他一路伴随航行的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也从他们的视角做了描述，有一位叫马欢的翻译，他的日记保存了下来，里面描述了不同地方的风俗、服饰和信仰。

回国后，马欢还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讲述了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民族，以及他们对这些宏伟舰队和丰富礼物的惊叹。

统治者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奢侈的礼物，他们也回赠了本土的礼物。

例如，斯瓦希里城邦马林迪（Malindi）送给明朝皇帝一只长颈鹿，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动物足以打动古板无趣的明廷官员。

有关长颈鹿的图画在一份中国手稿中幸存下来。

另有三支船队驶往斯瓦希里海岸，这大大刺激了非洲对中国瓷器和丝绸的需求，船队停靠的其他地方似乎也增加了与中国的贸易。

然而，促进商业交流并不是这些远征的目的，明朝的官员们质疑，与被中国人视为夷狄的外族人增进联系，是否值得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

就这样，船队停航了好几年，在1432—1433年完成最后一次远航后，这种做法就停止了。

据说，为防止远洋航行的再兴，大多数有关远航的记录都被销毁了。

▲1414年9月20日，孟加拉使节以孟加拉苏丹赛义夫丁·哈姆扎·沙阿[1]（SaifAl-DinHamzahShah，1410—1412年在位）的名义向明朝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进贡了一头长颈鹿。

永乐皇帝委托沈度（1357—1434年）画了这只长颈鹿，这份档案展现了沈度的原作。

郑和的航行与典型的印度洋航行大不相同。

与寻求外交目的的皇家赞助人不同，商人赞助了大多数独立港口城市之间的商业航行。

印度洋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商人联盟，最富裕的港口位于两个地区的交界处。

出于共同的愿望，港口官员和商业联盟联合起来，目的是通过将货物从货源充足的地区运送到货源匮乏的地区，以售卖更高的价格来获利。

大量中国瓷器找到了通往东非之路，以至于现代的考古学家能依据所见的瓷器碎片风格来确定遗址的年代。

到了17世纪，传到英国的精美瓷盘被称为“a”

，但这个词在波斯和印度早已被使用。

瓷器类的奢侈品原本是这一运输网络的主要货物，但到1350年至1500年，大宗商品（如谷物）的运输也变得重要起来。

▲日本出口的带有VOC（荷兰东印度公司）标志的陶器，见第287页。

印度洋贸易得益于被称为“季风”

的这一可预测的风力系统，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季节”

一词。

从12月到次年3月，风把贸易船只从印度向西和向南送至阿拉伯和东非，商人们有信心在4月至8月潮湿的东北季风的助力下回国。

商人们也仰赖两种特殊设计的船。

在阿拉伯海，最典型的船只是独桅帆船，其木料用粗绳缝为一体。

在印度东部，源于中国设计的舢板最为常见，它由厚重的云杉或冷杉木板用大钉子固定在合适位置而制成。

一艘大型舢板有防水舱壁、十几张竹帆、可容纳数十名乘客的船舱和可容纳1000吨货物的空间，但许多舢板的体积要小得多。

到了15世纪，中国制造的帆船得到了孟加拉、东南亚和其他地方造船厂的补充。

区域贸易网络

为了理解印度洋贸易的分散性，关注一些区域贸易网络是很重要的。

第一种以中东为中心，由不同穆斯林传统的商人主导，但也有非穆斯林参与。

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开辟了跨越阿拉伯海到印度和向南到东非的海上通道，将那些地处战略要津的港口充作中转站。

霍尔木兹（Hormuz）和波斯湾（PersianGulf）入海口的其他港口处理往返印度的贸易，而亚丁（Aden）和南阿拉伯的其他港口则主导着与红海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