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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 近代早期世界的智识和艺术（第5页）

他主持的宗教仪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教众，聆听他谴责人文主义所珍视的一切，以及对美第奇王朝、**和教皇的谴责。

不久之后，在西班牙，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eros）发起了一场严苛的天主教改革，强制执行戒律，质疑道德标准——一些宗教人士对自己的誓言漠不关心，宁愿逃往非洲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抛弃妻妾。

这样做的效果是暴露了缺点，同时也实现了改进。

社会问题助长了宗教情绪。

在人口重新增长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期，许多教会体制内的成员的世俗消遣引发了丑闻和不满，而国家权力（财政、军事和官僚制）的增长，也加重了其臣民的负担。

一些新教徒，如在德国与其同时出现的再洗礼派教徒，为诸如废除战争、废除货币和财产共同体这样的理想所吸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绘于1498年一幅的匿名油画中，孩子们在佛罗伦萨的主广场上玩耍，生活如常，而萨伏那洛拉的柴堆里堆满了处决他的燃料。

虽然美洲有未被同化的原住民，但也有许多处于低特权和低繁荣水平的欧洲人，他们同样没有信仰的指导。

敬虔的阶层和机构试图推广新的宗教思想和实践，向未被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对未被传福音的人来说，这是为了深化其皈依。

的确，人们很容易认为，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都是神圣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的各个方面，目的是根据精英阶层关于秩序和纪律的观念，来对抗和改造一种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大众宗教形式。

特伦托公会议宣布：“所有的迷信都必须被镇压。”

因此，人文神学家解释说，圣徒的角色仅限于享有特权的代祷者。

每一个奇迹都是上帝单独创造的，关于神的介入的主张必须是保守和怀疑的。

异教似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

1553年，波尔多（Bordeaux）的一位耶稣会士抱怨说，他在附近的乡村发现了一些“从未做过弥撒，也没听过一句教义”

的人。

1615年，同一教团的一名成员对他的许多同伴想要在亚洲或美洲当传教士感到困惑，“这里有那么多人不认识上帝，甚至不相信祂的存在”

。

1693年，瑞典波罗的海某省的总督下令摧毁某些石头和树木，以防范异教徒，并“为了不留下任何可能被迷信滥用的东西”

。

作为一般的有组织宗教的典型，天主教当局通过控制对神迹和遗物的认证等方式，加强了他们对宗教仪式的垄断，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

例如，1622年3月12日，格列高利十五世（GregoryⅩⅤ）一举封伊西德罗·拉夫拉多尔（IsidroLabrador）、斐理·乃立（PhilipNeri）、亚维拉的德兰（TeresaofAvila）、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Loyola）和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Xavier）为圣徒。

其中，最后两位是耶稣会士，他们分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和英勇的传教士，但他们在即将展开对中国的宣教时就去世了。

第一个是一个已婚的平信徒，他会求雨和寻找水源，他在马德里（1606年最终成为西班牙的首都[4]）的城镇和宫廷里有许多奉献者，这使他成为当地的守护神。

圣德兰结合了女性、作家和教会博士的不同寻常的特质，她改革了加尔默罗会，并发展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信仰形式。

在她的生活中，她解释了自己信仰的第一步：

“房子的旁边有一座花园，那是我们玩隐士游戏的地方。

我们堆起那些容易砸到我们身上的石头来建造用来祈祷的小庇护所，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布施——但那并不多，也不经常。

我为自己的祈祷寻找独处的地方，我祈祷的次数很多，尤其是念诵《玫瑰经》（Rosary）。

和其他女孩一起，我们喜欢扮演女修道院的修女。”

佛罗伦萨的圣斐理·乃立和圣德兰一样有组织头脑。

他放弃了效仿圣依纳爵·罗耀拉在亚洲传教的计划，决定留在罗马以增强那里的信仰，随后他在罗马创建了祈祷会，并设计了一条穿越城市七大教堂的朝圣路线。

其遗体安息之处的教堂被称为“新教堂”

。

通过认可一些圣徒，该教堂帮助建立了受欢迎的模范行为；然而，一个附带的效果是滋养了对遗迹的崇拜，这可以引导虔诚的情感和奇迹，但许多批评者认为这是迷信，甚至是魔法。

无论如何，在普世教会（即中央集权的教会）看来，这类宗派是值得怀疑的，它越来越决心以牺牲当地的虔诚为代价来促进对基督和圣母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