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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 近代早期世界的智识和艺术（第8页）

一词——它意味着物质的地方还是崇高的原则？一些耶稣会士倾向于支持类似于圣徒崇拜的祖先崇拜，这种崇拜与基督教兼容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tⅩⅠ）在1704年以谴责这些教义结束了辩论。

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当权者禁止进一步的基督教改宗。

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交流或随之而来的争议的结束。

相反，多亏了耶稣会的报道，中国渗透到了欧洲的想象之中：在仰慕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知识模式；而在怀疑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回避模式。

当中国的天主教福音传播试验步履蹒跚时，荷兰的新教徒们在摩鹿加群岛和西里伯斯岛[6]（Celebes）发起了他们的努力，在那里他们为当地贵族的儿子建立学校，但收效甚微。

在美洲，基督教的传播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这是西班牙帝国的典型方式。

当时城市开始充当文化中心，影响辐射到各地。

在墨西哥，对前阿兹特克领土的征服在1521年结束，热心好战的神职人员的出现带来了真正的改变。

方济各会士为数百万当地人施洗。

他们颁布教理问答，建造医院和神学院，打算在那里培训当地的神职人员。

在制定转变战略的乐观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为此目的在新西班牙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设立了圣克鲁斯学院。

一种天意论和乌托邦主义的氛围标志着基督教在中美洲和新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开始，这些地区有着大规模的、悠久的本土宗教传统。

这些资料是在神职人员的指导下汇编的，他们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以基督教的术语和形式重新塑造融合实例，使当地人从古老的符号、概念、神圣空间和邪教中转变过来。

辩论十分激烈。

对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deAcosta）来说，阿兹特克至高无上的首领蒙特祖玛（Moctezuma）的去世以及对印加最高领袖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处决，损害了基督教的成功引入，因为他们的皈依本可以促进其臣民的皈依。

他认为，传教士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酋长及其家属，剥夺其“尊严和权威”

或使其沦为奴隶是错误的。

关于土著贵族的适当地位及对其转变手段的辩论，一方面是开放同化，这开启了征服者与土著血统的妻子间的婚姻；另一方面是对叛乱和不服从的恐惧，这引发了周期性的起义。

双方都有一些基本假设。

即使原住民可以被归类为完全的人类（这并不是所有观察者在最初都知道的），但有必要使他们适应人类的全景，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标准评估其文明：勾选的框越少，情况就越糟。

欧洲没有人愿意将中国人或印加人排除在文明之外。

但是，许多人分散在森林中或草原上的人群的情况则尚不清楚。

食人族属于低需求群体，可能是合法的战争和奴役的受害者。

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Ⅲ）在敕令《崇高的天主》（SublimisDeus）中宣布，美洲原住民完全有资格接受基督的信仰，基督徒的任务是“通过传教和树立良好的生活榜样”

来教导他们。

稍早前，特拉斯卡拉（Tlaxcala）的多明我会主教弗雷·胡安·加尔塞斯（FrayJuanGarcés）宣称，“印第安儿童和摩尔人一样，对天主教信仰没有顽固或不信任的念头。

他们比西班牙人更善于学习”

。

即使被普遍接受，至少在西班牙帝国，土著有资格受到自然法的保护，不能被合法地伤害；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需要向基督教过渡。

其结果就是建立了截然不同的社区——分别被称为“印地安人”

和“西班牙人”

的“共和国”

，它们拥有平行的法律和机构。

在这个体系中没有种族隔离或不平等，相反，神职人员的本意是保护原住民的纯真不受移民的腐化——在数代人受到犹太人和摩尔人的影响后，移民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不完美的。

对于好的牧羊人来说，为了羊群的安全而建造围栏是有意义的。

印第安的法律充满了反对“传染”

的戒律。

然而，这两个社区的相互依存和通婚是畅通无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