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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现代世界及其恶魔 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艺术文学与思想1815年至2008年（第2页）

和大众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与和解，它们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具生产力的艺术来源之一。

未来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Marii）和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的其他人强调技术、工业和人类战胜自然。

起初，他们与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关系密切，但未来主义也有反法西斯和左翼支持者：最终和解失败，尤其是在墨索里尼输掉二战之后。

这场运动展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一个强有力的主题：个人优先事项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冲突，激发了人们试图统一关于人和机器对立观点的有趣尝试。

最终，无论是大众还是个人都没有成为唯一的、无可争辩的胜利者，西方世界与非西方社会均是如此。

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非西方社会遵循、模仿、放大了有时看似“完美”

的西方价值观、态度、风格、潮流和时尚，以及其模棱两可、进退两难、矛盾和悲剧。

只有在后现代的当代世界里，尽管再次受到西方的严格制约，但在无尽的全球紧张局势的缝隙间，“本土”

文化也偶尔能充分再现，并试图在全球舞台上重新定位自我。

四根颇有争议的文明支柱

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在法国《世界报》（LeMouel，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空间、社会、经济和集体心态是当代世界的基础，也适用于所有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影响下，它们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兼具自觉性和统一性的后现代自我意识。

在此我试图将这四个元素与我所说的四根“支柱”

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将过去两个世纪左右世界的知识、精神和艺术史想象为一座圣殿，那么这座精致的高层塔楼或宏大的复合建筑，就带有坚固的大理石（或者，大部分时间里是钢筋混凝土）支柱，从而赋予整个大厦稳定、庄重以及美观的特性。

第一根支柱是“大众社会”

，即“大众”

的诞生。

这是一个流变不居的强大群体，他们在表面上屈从于独裁者和听信媒体发声者，却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创造自己的命运。

虽然在以前，“大众”

就已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他们要么受制于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统治者，就像古代的埃及一样；要么他们是大规模移民帝国的一部分，就像草原上的侵略者占领农耕定居者的土地一样（参见本书第五章）。

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被剥夺了自治权，这些群众通常局限于被动的角色。

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人口革命后，他们开始在所属国家已定居、已确定的区域内发挥强大作用，而不必参与大规模的破坏性移民。

他们日益令人敬畏。

虽然1789年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绝非“群众的起义”

，但在1848年和1870年的革命中，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是如此。

由于城市发展和某些地区的工业化而产生的大量工人，比那些分布在广大地区、缺乏凝聚力、缺乏无产阶级“可见度”

的农民更易被察觉和识别。

不仅仅是农民起义——甚至是帮助明朝在14世纪夺取政权的多达数百万人的弥勒教运动——都与19世纪欧洲和亚洲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数量和强度相当。

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们描绘了大众的全新力量——一个不可思议的、散漫的、自由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的英雄，一个被困扰的浪漫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例如，意大利画家朱塞佩·佩利扎·达沃尔佩多（GiuseppePellizzadaVolpedo，1868—1907年）在他著名的油画《第四阶层》（QuartoStato，1898—1901年）中融合了农民和工人的形象——他们属于传统垂直秩序社会中不同的“阶层”

。

尽管切·格瓦拉（CheGuevara，1928—1967年）的形象现在已经可以与之媲美，但他仍然是全球社会主义的视觉标志。

但是，19世纪的大多数审查者并没有把“群众”

当作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而是把它划分为几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新的科学学科从大众社会中诞生了，包括社会学。

举例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etti，1905—1994年）在其《群众与权力》（MassandPower，1960年）一书中完美地理解了独特、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新的世界力量，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1841—1931年）等社会学家则是这种反差的例证，他们写了一些手册，讲述如何让大众适应环境，让他们为独裁政权和政治领导人服务，包括阿道夫·希特勒。

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看，虽然“大众”

更多是政治思想的表达，但“志趣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