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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现代世界及其恶魔 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艺术文学与思想1815年至2008年（第11页）

至少在20世纪最后四十年的后现代性出现之前，智力、精神和艺术商品生产者的“怪癖”

通常与其作品的古怪相称。

从1789年起，怪癖不断增多，因此无论是先锋派还是他们的作品，似乎都在挑战当前心态和体制的所有分支，甚至是常识。

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范式的衰落，在品味和合理性的调和下，让位于极端。

这些极端几乎立即被制度化，偶尔在可能的情况下，被陈列在博物馆或被奉献于舞台上。

塔斯马尼亚新旧艺术博物馆（MuseumofOlda，简称MONA）于2011年开放，它是最极端怪癖的“制度化”

和政治中立的一个完美例子。

被陈列进博物馆是“每一种前卫艺术形式皆可预见的命运”

，而MONA正是这样做的，因为它在防弹玻璃背后，调和了大众与先锋艺术偶尔真正的革命目标之间的矛盾。

▲大卫·鲍伊，被称为“不合群者和叛逆者的捍卫者”

，成为在市场资本主义中获得成功的典范。

然而，在当今的后现代世界中，前卫已不复存在，因为一切要么接受要么被迫接受，市场本身也极其多元化。

与此同时，古老的销售策略依旧有效。

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为售出更多自己的书籍而公开了自己的死讯，此举让其名噪一时：这些创业技能仍属于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它们被新技术放大了，而且毫不受限。

此外，现代性标志着个体说话者与话语内容之间的新联系，彻底改变了话语本身的真理价值，谁说的比说了什么更为重要。

这是成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世界最强大、最危险的手段。

虽然异端是近代早期的问题，但不管异端是谁，随着审查制度的减弱，成熟的现代性带来了一种新的“过滤”

思想的形式。

说话或写作的人越有名，信息就越能被听到和带来影响，无论其内容是荒谬的还是明智的。

奥普拉·温弗瑞（OprahWinfrey）和教皇都有影响力，无论他们的言论如何原创或是派生。

缺乏魅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顾问之所以被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该系统精明地将他们限制在边缘人群中。

举例来说，对于欧洲自由主义者和宗教发言人来说这是事实，尽管在美国，宪法和联邦政府基本的自由起源允许更多自由主义解释的空间。

与此同时，尽管宪法宣布政教分离，但在所有艺术和学科中，仍存在着比欧洲人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更丰富的精神追求。

在其他方面，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个人或“智库”

，无论多么可靠和踏实，都将丧失可见度和影响力。

顺便说一句，“智库”

是文艺复兴时期“学院”

的启蒙沙龙的继承人。

最聪明的想法总是不断涌现，但是如果它们来自未经名人认可的资源，它们大多效率低下且无用，甚至是闻所未闻。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有原因的，即使在1815年至2008年的整个时期内（至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都是有原因的。

当时，后殖民世界的要素最终出现在主导相关市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里。

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构建中，“四大名著”

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没有一部是在18世纪之后出版的：两部在14世纪，一部在16世纪，最后一部是1791年第一版的《红楼梦》[8]。

在清末，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或多或少都强烈地感觉到，不断增长的欧洲前哨和商业飞地中有了“外来存在”

。

当1912年清朝以悲剧落幕而“新文化运动”

蓬勃发展时，中国试图否定儒教，并在学问和政治等领域引进西方理念，为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过去，知识分子没有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之外寻找参考模式，他们表现出的是对真正的中国王朝旧规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