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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3页）

相比之下，到2008年，日本在美国的联盟体系里获得安全保障，而中国和印度则竞相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已调整了各自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以欢迎资本主义。

这一变革过程并没有严重的政治困难，部分依赖于美国经营债务和吸收进口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为亚洲的增长提供资金，就像欧洲人自己在19世纪为新世界（包括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做的那样。

此外，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认同越来越针对美国，并与西方的活动模式背道而驰。

不过，有鉴于这一颇有意味的警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些人本质上均来自同一种物质文化，他们为如何更好地组织以及从中获利而竞争。

城市

事实证明，国际上的变化对单一社会内部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

一词可以用来代替社会，但这样做意味着最好参照国家的不同轨迹来理解社会。

尽管这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战争的影响）是合理的，并且就20世纪而言也是最合适的，但在其他方面和时期则不甚合理。

对于人而言，个人经历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关键框架。

体验的本质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在1815年后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步伐加快的过程，尤其是因为体验的背景已随着人们从乡下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而改变。

1815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靠土地生活，但到了2008年，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这一进程还会加快。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官僚化和城市化的综合动力为这些关系奠定了基础。

柏林在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之前，人口就在1850年至1870年间增长了两倍，达到87万。

城市通过举办大型科技展览来展示它们的形象魅力，比如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

它们也是帝国的中心和展示帝国形象之地，譬如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Square）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n）。

20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

例如，巴西圣保罗的人口从1930年的100万增加到1990年的1710万。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城市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压力。

问题包括供水、卫生、住房和交通。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拥有安全饮用水来源和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高于农村地区，但即使如此，许多城市地区依然缺乏清洁用水，这助长了传染病的流行。

对新进入城市的移民来说，他们的医疗条件极差，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肮脏和极度贫困的环境之中，而且居住在边缘化的居民区，尤其是棚户区。

事实证明，这些地区很难维持治安，而且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往往有限，这是政治关系的一个关键指标。

为控制像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这样的大城市，帮派之间相互竞争，甚至与警察对抗，这导致了城市暴力事件频发。

在巴西大圣保罗地区，1998年的谋杀案数量上升到8000多起。

“腐败”

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关系，它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方面，尤其体现在规划许可和土地交易方面。

▲巴西疯狂的城市化，比如位于圣保罗的此处。

在那些原本可以生存的城市周边，到处都是可怕的、不卫生的、难以治理的堆积物。

这些并不是日益城市化的世界唯一的政治面貌。

此外，城市成为冲突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在起义战争中，例如1830年的布鲁塞尔和1830年、1848年、1870年的巴黎。

20世纪仍然如此，城市结构给任何想要维持控制权的人都带来了问题。

装甲部队可以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行进，但在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等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对其构成了严重问题。

城市仍然是反对既定秩序的中心。

民众抗议活动遭到镇压，比如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9年的吉隆坡以及1981年的卡萨布兰卡（ca）。

此外，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城市的示威活动最终推翻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包括1989年在东柏林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西方和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