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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4页）

在20世纪盛行的标准西方叙事和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在西方力量、影响力和模式如此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到21世纪初已不那么奏效。

那时，西方以外的全球财富和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同时人们也愿意认可非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20世纪这一模式的对立面本身就是欧洲的，即共产主义。

其他模型则借鉴了西方的思想。

在中国，1919年5月4日的示威者寻求一种既科学又民主的“新文化”

。

相反，在21世纪初，非西方社团主义模式在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地都得到了发展。

在21世纪，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做出解释，而不把重点放在西方的崛起上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很合理。

如果把重点放在由西方技术产生的物质文化上，或者放在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民主和共产主义）上，那么对这些历史的研究是否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对西方崛起的反应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然而，对于被西方崛起进程引导，或至少受其影响大量发生文化借用行为的相互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却在这一研究方法中被忽视了。

此外，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或双方开始共存，非西方文化所享有的代理程度需要得到重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社会规范和伊斯兰教的活力在20世纪后期都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出现，就像非洲政治中的种族认同一样，取代了一些评论员所预期的阶级结盟。

这些重要因素都引起了人们对普遍存在于世的、西方遗产脆弱性的不同要素的关注。

这种脆弱性首先为西方军事力量所掩盖，随后又为西方消费主义的盛行所遮蔽，并出现在最初由欧洲殖民列强提供、而后由美国控制和影响的模式中。

然而，作为对帝国主义和西方化反应的一部分，自觉地走向现代性的不同路线这一主题变得更加普遍。

实际上，这并非新鲜事。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都在19世纪末提出了这样的方法，它们只是能够将过去的具体愿景与对未来的独特描述相结合的最突出的例子。

在日本，事实证明，将皇权合法性与激进变革相结合是可行的，但这种结合在中国无法持续下去。

1911—1912年，中国的皇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和国。

如果这体现为“非西方”

的范围，那么西方亦然。

国家、政府和政治

1815年后引起人们关注的大部分政治历史都集中在“西方”

内部的冲突上。

对于这种冲突有着不同的叙述和诠释。

它们包括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以及崛起和衰落大国间的冲突等命题。

每一种解释都有其优点，但没有哪种可以作为整体的诠释。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国统治精英的选择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实施。

在19世纪，这些过程涉及与精英之外的社会群体进行相对有限的协商，但在20世纪，人们既更关注这些群体，又决心明确民众的意见，即使在威权社会和专制政治制度中也是如此。

事实上，民意已成为判断政治能力和有效性的一种考虑因素。

公众的定义以及对公众角色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然而，对公众的关注有助于解释人们对宣传的热衷以及让消费主义适应政治信息的意愿。

无论精英阶层是响应大众的观点，还是对他们保持更疏远的态度，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国家的崛起，至少从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关的、自命不凡的精神风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创造“官僚主义”

（bureaucracy）一词的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克洛德-马里·樊尚·德古尔奈（Jean-Claude-MarieVideGournay）抓住了政府的潜能。

那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和一些统治者、部长已经希望，通过利用和改造政府，他们将能够改革和改善社会。

这些改进发展于19世纪，部分与从科学理解和合理计划的角度考虑的功利主义有关。

行政管理更多地是为了变革而治理，而不是维护稳定和执行正义。

与此相关的是，传统精英日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