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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5页）

随着行政管理变得日益官僚化，行政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地受到专业培训。

资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尤其是用于人口普查和税收的资料。

▲1849年9月9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军队聚集在皇宫广场接受教皇庇护九世（PiusⅨ）的祝福，阿基莱·韦斯帕（AchilleVespa）作品。

政府并非孤军奋战。

19世纪的西方精神越来越多地以技术思想和能力为模型。

国家的理念与对标准化的承诺也在加快步伐。

行政工作的机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室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打字机的使用与技术的机械化有关。

对现代性和进步的崇拜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有助于提升效率而非传承价值。

在建立新的社会和文化机构的过程中，以精英主义为核心的机构（公务员、军队、专家和教育机构）大大扩展了。

这对宪法的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民主的角度理解宪政。

这种民主的本质在当时的标准下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特权（投票权）仅限于男性而且是有财产的男性。

然而，这一民主化进程代表着变革，以及公民权利和愿望的合法化——至少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与愿望。

因此，公众对民族国家日益重视，并在19世纪对共和主义或至少是对向公众负责的君主政体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

与此相关的是，在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其他艺术领域，人们也强调形式和内容的民族性与独特性。

此外，历史记载、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介绍被认为是适当的，并与“背景故事”

（back-story）相适应。

政府有意利用历史为其利益服务，作为公共教育的一个方面，教科书和课程呈现了说得通的过去。

军事化是推动国家变革的全球主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武器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这提高了备战和打仗的成本。

不管手工制造的枪支在单体质量上有多好，高效的大规模生产还是比手工制造更具优势。

大规模生产涉及生产过程的重大变化，这需要资金和组织。

例如，单发后膛枪以及随后连发武器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厂能够大量生产高水准的膛线、滑动螺栓、弹匣弹簧和传动链，并提供所需的大量弹药。

新型武器的大规模高效生产是“适销对路”

过程的一个关键点，而不再是一种断断续续变化的状态。

相反，变革转变为快节奏的、连续的过程，这在对早期的做法提出挑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成本。

1908年之前的五年中，克虏伯（Krupp）在德国埃森（Essen）的工厂的车间面积平均每年增加5.2英亩（约2.1公顷），此后到1908年每年增加6.4英亩（约2.6公顷）。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克虏伯每月就能生产15万枚各种口径的炮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动员。

在这种背景下，战斗力是强大的：这种战斗力反映了一种信念，它可能是国家发展和个人气概的一个必要方面，而且确实是两者的一个重要保证。

国家拥有公民的生命权，这种信念在广泛的征兵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军人服从的习惯优先于不服从的原因，如宗教信仰或工人间的国际联合。

20世纪的国家

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事竞争以及为应征部队提供合适人口的决心的推动，“福利”

也代表了人类机构在对生命的精神回应方面的潜在胜利。

此后，在20世纪，人类通过各种政治制度表达了平等主义的信念，即所有人都应该在社会的权利、利益和义务中享有平等的份额，鼓励合理的规划以确保平等。

这种信仰在传统上与左派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威权主义的做法，尤其是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财产。

这些目标和手段鼓励了极权主义和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例如苏联、古巴等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的左翼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