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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6页）

相比之下，在混合经济的社会中，许多工业不受国家控制，这种抱负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最好地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政府的做法往往与问责制背道而驰。

例如，在民主政体中，尽管是以含蓄、不公开的方式，这种敌意表现为受雇于国家的往往是自我定义的精英，如司法人员或城市规划者，他们不愿接受流行信仰和消遣活动，否认其有价值，认为其不值得关注，他们扬扬自得地觉得自己是定义和管理社会价值观与行为的最佳人选。

20世纪政府职能的扩大加剧了这一趋势，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社会治安。

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国家，在教育、卫生、住房、个人行为、法律和秩序等领域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都成为需要审查、警告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仍需由国家机构加以控制。

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政府支出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65年的25%上升到2000年的37%，并且2000年时的生产总值要高得多。

但是，公共部门尤其是福利国家的扩张给经济的其余部分造成了沉重负担。

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权力和机构的大规模扩张为那些政府管理者与既得利益者带来了收入和地位。

在许多国家，国家公务员能够通过交涉获得一个相对安全和舒适的职位。

政府的这种扩张往往具有强大的阶级因素，这与“白领”

相对于“蓝领”

的职业声望有关。

此外，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国家中西方式官僚制度的继续和蔓延，对社会等级和行为的新模式的定义也很重要。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5年，埃及为所有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官僚职位。

当地人

在这类工作中，当空间有限时，就很容易忘记地方层面，而只关注于全球或至少是国家层面。

这是一种危险的举动。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当地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他们如何应对全球的发展及其压力。

影响的轨迹一般是从全球和国家到地方，特别是在政府层面。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也变得更加强大，部分原因是受到二战和冷战的影响。

在印度，中央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权力走向膨胀反映的不是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而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起初政治和政府是一系列利益和权力相互妥协的产物，然后转变为一种更集中的、不太多元的权力概念。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干预和规划作为现代化和增长手段的价值信念；它也反映了后者实现目标的难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般因地制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往往很难在此层面获得关注。

平等主义、社区和偏见

平等主义作为一种目标或修辞策略并不局限于左翼。

相反，右翼民粹主义者在谈论人民或国家时，提倡一种社区的概念。

许多观点激发了家长主义保守派的灵感，包括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国家具备有机的特征（如同身体一般），因此，一个人的健康就是所有人的健康。

对后者的关注与国家对妇女和儿童日益增长的关切密切相关，实际上，这种关切对发展人权十分重要。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女性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有的与男性共有，有的则没有。

工业化、城市化、顺从程度的下降、世俗化，以及识字率的提高，这些标准议程对女性和男性都有很大影响。

的确，就妇女权利而言，关键的权利是女孩同男孩一样从国家提供的教育中受益。

这促使了女性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从而提高了她们考量情况、设想选择和尝试社会流动性的能力。

▲妇女在金奈排队投票。

金奈是英属印度第一个允许女性参与投票的邦（1921年）。

自2016年以来，女性选民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

与此同时，妇女与男子在许多方面还远未平等。

有些差异是可取的：妇女不被应征入伍，也不被期望能参加战斗。

因此，尽管许多妇女是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但她们的死亡频率和方式与男性不一样。

不幸的是，妇女在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工作场所方面面临着许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