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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7页）

社会和文化的趋势及其发展也对改变以前认为妇女天生低下的观念具有重大意义。

而对社会和文化观念存在差异的强调，并没有带来任何女性必然低人一等的观念。

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是结果之一。

1893年，新西兰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选举权平等，但美国和英国分别到1920年和1928年才实现。

在20世纪下半叶，所有政权，无论其本质如何，宣布支持人权变得更加普遍。

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例如，尽管各国宣称所有人的平等正义是国家支持的法治核心，但许多人缺乏诉诸法律的机会。

事实上，对本章所述时期的许多人来说，法律的世界并非国家及其代理人的世界——他们往往因遥不可及而不愿提供帮助，或因过于亲近而腐败地自私自利。

而寻求权宜之计，特别是寻求当地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助，乃是一种关键的政治手段。

国家机构及其代理人的腐败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仍然是痼疾。

它破坏了大众对政府的尊重，往往也破坏了对国家本身的尊重。

法律作为社区不同观念的登记者和调解者，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变化，这些都发生了巨变，而且各国的情况也大相径庭。

最成功的国家能够确定一种不同于种族的社区和政治基础。

尤其是美国在1901年至1914年期间每年接收近100万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年份，移民人数接近这个数字的两倍），创造了一种比大多数国家更成功的克服行业差异的美国文化，尽管这与移民一样，并非没有严重困难。

非裔美国人[或称“黑人”

（Blaegroe），在20世纪，术语和他们的可接受性都发生了变化]的处境是美国人在机会和包容等观念上一个特别的污点。

尽管非裔美国人不再是奴隶，但他们依旧受到隔离，不仅在南方各州（那里黑人数量最多，而且曾是奴隶），而且在国家层面上也是如此，例如在武装部队和体育领域。

此外，非裔美国人大规模迁徙到北部和西部沿海城市工作，二战期间工厂的就业机会使这一问题更具全国性。

民权运动，以及政府最终的行动，使种族隔离成为非法行为；该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更是如此，尤其是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htsAct）。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任职期间（1953—1961年）曾担心苏联会利用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这一担心在20世纪50年代起了关键作用。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冷战时期加强“美国梦”

的产物，这一点在美国公众历史中没有民权运动带来的成功理念那么有吸引力。

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对歧视的愤怒加剧了广泛的骚乱，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洛杉矶和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

然而，黑人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运动，大多数黑人领袖通过主流政治，尤其是民主党来追求社区利益。

20世纪下半叶的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思潮对美国公共文化的本质至关重要——尽管也存在争议，正如我们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所看到的那样。

其他国家可能会发现，维持多元文化主义更为困难。

例如，在印度，国大党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因为该党在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执政了几十年。

然后，它受到了来自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宗派主义的挑战。

印度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其国内各群体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行性仍不明朗。

仇恨意识

在许多国家，民族主义和19—20世纪脱离帝国结构的独立运动形成一种政治文化，无论理论如何，在实践上都只关注一个民族。

其结果可能是对被视为局外人的边缘群体的歧视和迫害，这种病态在1933年至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他对德国救世主式和末日启示式的看法，伴随着对犹太人的特别憎恨，并试图消灭他们，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大屠杀。

在1939—1942年，希特勒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随后又试图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大约有600万人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在集中营，尤其是奥斯维辛（Auschwitz）。

虽然这一政策的细节秘而不宣，但德国民众充分了解所谓“对犹太人的战争”

。

最终，希特勒被由苏联、美国和英国组成的临时联盟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