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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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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共产主义集团的遏制政策于20世纪40年代末出台，随着苏联影响力的扩大，该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渐衰微，如今随着中国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而显得更加持久。

事实上，尽管1975年北越在美国停止支持后统一了亲西方的南越，但中国在1978—1979年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表明与苏联结盟并不能阻止这种攻击。

然而，从1985年开始，在新的苏联领导人，年轻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的领导下，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但是，他旨在加强共产主义集团的改革政策却无意中导致了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试图建立一个改良的共产主义控制体系的努力未能奏效。

东欧的政权没有了他们所需的力量和支持，无法抵抗民众要求变革的压力。

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之后，柏林墙于1989年11月倒塌，民主德国政权的摇摇欲坠影响了东欧其他国家。

只有在罗马尼亚，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抵制这一进程，但最终没有成功，而且还造成了大约1000人的伤亡。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舆论一片哗然。

这一崩溃体现了历史出人意料的特点、偶然性的作用，以及个人在这跌宕起伏的十年中所扮演的角色。

身份改变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身份变化的程度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这种忽视是值得注意的。

尽管如此，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加上文化的普及和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确保了到19世纪末，人们比一个世纪前更关注国家。

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形势政治的一部分，因为它假定社会是一个“垂直”

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不同的社会群体被连接在一起，并入一个国家。

这种解释从过去到现在都被那些认为社会结构是关键因素的人否定。

这种马克思主义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20世纪特别有影响力，但现在似乎有所局限。

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对选择的替代分析是基于身份的——尤其是性别、性取向和种族。

这些身份充其量是片面的，而且常以教条的方式呈现。

淡化宗教信仰的倾向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不愿涉及政治、社会认同和利益等传统主题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这些只是西方术语对身份和关系的描述。

在其他地方，分类通常是不同的，不加限定地使用西方概念不如过去那样令人信服。

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事实证明，在西方帝国统治结束的国家巩固民主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评论人士抱怨说，在1967—1970年比夫拉战争（BiafranWar）期间，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种族分裂被证明是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的根源——部落主义过于强大。

新独立的国家未能管理好自己的经济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此外，还有关于独立的社会利益的问题，尤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的腐败程度。

到了21世纪头十年，西方假设的谬误显而易见：尽管最初乐观情绪占了主导，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和成本，但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西方模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与外界评论员“发现”

东欧和苏联在1989—1991年共产党统治崩溃时的宗教信仰力量一样，这些失败表明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模型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和希望，在这一背景下很可能需要更全面的重写。

宗教

在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将宗教排除在政治、社会关系和身份的讨论之外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信。

宗教是那个时期被低估的因素之一。

这种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宗教的敌意，这是当时的一个新气象，尤其是在20世纪。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源泉，其公共作用受到自诩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谴责，而作为意义、希望和信仰的私人来源，宗教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一种错觉，就像对性的理解一样，只有通过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解才能得到最好的澄清。

因此，它受制于相对主义巨细无遗的审视。

专制国家极力主张世俗化，因为他们将宗教视为对民众忠诚度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