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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公开信 001（第6页）

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当时那些掌握了巨大权力的统治者看来，所谓的“时代精神”

，不过是一种偶尔才会拿出来使用的、居于从属地位的斗争手段罢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尝到了“专栏时代”

的腐败流毒所酿成的恶果。

这么说吧，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注意到，在这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斗争，其核心无疑是与精神领域建设背道而驰的，其过程本身也是极为残酷的。

权力斗争背弃精神领域建设的这一根本态度，或许可以称为“非精神性”

。

诚然，当我指认其“非精神性”

特质的同时，并不代表我对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不代表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进行权力斗争时所展现出来的非凡智慧，并不代表我不愿意承认他们在相关方法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之所以将自己关注的重点放在这种“非精神性”

的特质之上，显然是因为我们卡斯塔利亚人早已习惯并坚持将与精神领域相关的一切视为通往真理的意志——至少也是其中最具领先优势的部分——可是，在上述权力斗争中所消耗的精神，似乎与通往真理的意志毫无共通之处可言，也正因如此，它其实也应该被划入“非精神性”

所辖的范畴内。

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处在于，由于人口大量增加，社会亦随之动**，同时爆发无限的活力。

可是，这份活力却没有得到合理且坚定的道德秩序的监管，并因此而逐渐演变为喧嚣**，演变为社会纷争；本应存在的道德秩序长期缺席，剩下的些许萌芽也迅速被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流行口号所取代。

在这些社会纷争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怪异、可怕的现象，这些现象与距离该时期四个世纪之前、路德[124]分裂基督教会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乱象颇为相似。

整个世界在一夜之间崩溃，全球各地突然陷入了巨大的动**不安状态之中，到处都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战线，到处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涌现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祖国和人民之间、红色与白色[125]之间的大规模对抗，原本的和睦温馨不复存在，到处都是彼此之间绝对无法达成谅解的死敌。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用任何方式来重现当年那种“红”

与“白”

之间拼死激战的磅礴力量，无法复制其内在动力，更不必说理解当时那些醒世箴言与战斗口号的实质内容与真正含义，并且对它们感同身受了；总之，当时发生的一切就跟路德时代一样，我们同样看到信徒与异端，看到年轻人和老年人，看到昨日的拥护者与明日的拥护者，看到他们在整个欧洲——说得更准确些，是在半个地球上无比狂热地或者说满怀绝望地陷入无休无止的相互争斗；不仅如此，相较于过去的一些战争，上述斗争的战线极其漫长，极为深入，往往直接跨越国家、民族和家庭的界线，也正因如此，我们无法不去怀疑，对于大多数亲身参与战斗的普通战士而言，甚至包括他们的上级，包括那些指挥战斗的军官和领袖在内，尽管战争如此残酷，尽管真实发生的一切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他们仍旧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绝对有意义的，恰如我们不能否认，当年身处战争中的许多大人物、许多发表公众演讲的领袖，他们无一例外地向公众传达了具有某种强大的善念、某种

理想主义精神，至少在那些日子里，普罗大众是这样认为的，也愿意称其为善念或者理想主义。

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进行着杀戮，到处都在搞破坏，到处都是双方矢志不渝的信念，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对抗魔鬼。

对我们这些当代人而言，当年那个满溢着高涨热情、疯狂仇恨与难以言喻之痛苦的狂野时代，如今早已落下帷幕，早已深深地沉入某种黑潮，被大部分人彻底遗忘了。

不得不说，这种将重要历史忘得一干二净的行为真的很难理解，因为这段历史与我们“教学省”

、与我们团体组织各种机构的出现可谓休戚相关，可以说是卡斯塔利亚诞生的前提和动机。

不怀好意的讽刺作家恐怕会将这种匪夷所思的遗忘，与那些受人尊敬、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草根冒险家对其出生背景和亲生父母的遗忘相提并论，从而得出一些带有贬责意味的结论。

无论如何，对于那个“好战世纪”

，我们还是尽量多给予一些关注吧。

我曾经查阅过不少与“好战世纪”

相关的文献资料，这类资料现存的数量非常多，但我的查阅很有针对性，只对当时从事精神领域相关工作的人们、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至于历史学家们经常关注的被征服的国家与被摧毁的城市等，我却没有丝毫关注的打算。

通过查阅各方资料，我逐渐了解到，在那个时期，从事精神领域工作的人们所过的日子普遍都很艰难，其中大部分人没能坚持下来。

无论在学者们当中，还是在宗教人士圈子里，陆续有殉道者出现，他们无所畏惧、慷慨赴死的殉道行为，他们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哪怕在那个普罗大众早已习惯了各种暴行的年代，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会出现没有任何效果可言的情况。

尽管如此，大多数精神领域的代表人物还是失败了，他们无法承受那个暴力时代给自己持续施加的巨大压力。

一旦这些人物选择了投降，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天赋、知识与方法论交给当权者们任意使用，而当权者们往往会滥用这些宝贵的财富；在当时的马萨格泰共和国[126]里，曾经有一位大学教授，他对这一现象的绝妙譬喻可谓众所周知，他说：“二乘以二的答案是多少，并非由相关专业人士决定，而是由我们英

明神武的将军决定。”

没有投降的少数代表人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权者们提出反对意见——只要他们还能继续藏身于一处可为自己提供基本保障的安全空间里，只要他们还拥有些许言论上的自由，就会持之以恒地这样做下去，持续不断地发出抗议。

当时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我们可以在齐根哈尔斯的著作中读到关于他的事迹——据说，这位大作家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签署了两百多份抗议书、训诫书、请愿书等，向当权者发出挑战，其中有一些他恐怕都没有实际读过。

然而，除了少数代表人物之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风雨飘摇的艰难处境下，不仅学会了沉默，也学会了挨饿和受冻，还学会了乞讨、学会了如何躲避警察。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过早地死去，哪曾想到，就连死去的这些人都会被苟活者羡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不如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人放弃了原则，不再从事精神领域的工作，而是想尽办法谋生，活下去成了第一要务，其他一切皆可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