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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鸣香港（第4页）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

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

更为可靠实用了。

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

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

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

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及其他侵占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是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

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

，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

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

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

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

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

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

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希特勒式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

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

对于九七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忆已经淡漠，即使内地输血香港的贸易秘密被长期掩盖，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

和书刊里的“文革”

，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

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意，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相异趣了。

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

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

和“中国坚强”

，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纪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种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已。

2008年6月

*最初发表于2008年《海燕》杂志和《天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