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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责任和罪过（第1页）

第二节责任和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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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在最深的孤独状态中，也仍然不能不从别人出发来思考自身，不能不在他人面前设定自己的角色表演——这正是萨特在竭尽全力来拯救自己的孤独时所显露出来的一个最大的矛盾。

当然，萨特所强调的仍然是个人在自决和选择时的那种绝对的孤独状态，主张人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先验的自由。

根据这一点，许多人把他的理论误解为一种不负责任、不讲道德、任意妄为和为自己的罪恶辩护的学说（“叛徒哲学”

等）。

这种误解的产生，一方面也与萨特本人的理论矛盾有关。

尽管他一再强调，个人具有绝对自由不光意味着人永远可以任意选择，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而且意味着人必须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能推卸责任给环境和历史；然而，什么叫“自己为自己负责”

？难道仅仅是一种内心的愧疚感，而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我行我素吗？难道自己的过错用不着补救，否则就失去了摆脱于历史之外的自由了吗？如果人和人真的不相通，甚至人和自己的过去也不相通，那又怎么谈得上任何责任心呢？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早年的理想抱负而放弃了后来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机会，献身于一项事业，他究竟算不算一个自由人呢？还是在每一瞬间不断改宗、不断做出新的选择的人（如萨特本人）更自由呢？萨特的责任理论是和他的孤独理论、自由理论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

但我感兴趣的首先不是他的理论，而是他的理论为什么一定要使自己陷入这种自相矛盾处境的隐秘的苦衷。

实际上，如果人真是绝对孤独的，他固然有了绝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对他说来也会毫无意义，它本身就会导致恶心。

只有当世界并非绝对虚无，自己的过去也不是虚无时，自由才有了起码的意义，才能用来做一件有意义的选择、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也只有对于这种有意义的自由来说，才第一次谈得上“责任”

的问题。

尼采为什么要“下山”

？萨特为什么要写作？在这些把自己看作像上帝一样特立独行的人身上，恰好体现出一种要求世人理解、促使人类醒悟的、被当作自己生存之根本的最高责任心。

甚至恶心感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同情感[113]，它要以人与人之间不可摆脱的相互认同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下意识的移情关系为前提。

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包括今天的我与过去的我之间）的认同，以及人与物之间的移情，成为责任心的具体的根基。

萨特给世人留下了大部头的各种著作，哲学的和文学的。

要说他认为整个世界只因他这些著作才具有了某种意义，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承认。

“说一个人写作只是为自己，那不符合实际……”

“写作就是向读者提出吁求，要他把我通过语言所作的启示化为客观存在。”

萨特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他只是无法从他的个人绝对自由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出这个责任。

他坚决捍卫自己的孤独，但又不愿意当隐士。

[114]其实隐士也不是绝对孤独的，任何一个孤独的体验者，都摆脱不了用别人的观点来看待自己，如果他还未发疯的话。

（所谓“疯狂”

，在心理学上可规定为丧失了用别人的观点看待自己的能力）。

隐居者总是在用种种方式把自己与一般人隔离开来、区别开来，这本身就是在向别人和向自己表演着一个孤独者的角色；而在他们扮演这一角色时，他们也就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爱人类”

，揭示一种普适性的慈悲原则。

真正因恨世而隐居的人，即使不自杀，也已迈向疯狂的边缘了。

由此可见，孤独意识是不能完全摆脱群体责任心、摆脱对世人的同情和对万物的移情而遗世独立的。

但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真正的责任心蕴藏在孤独意识本身之中，那些尚未把自己与别人、与群体区别开来的人，那些还在群体襁褓中昏睡不醒的人，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责任心。

人们常常爱说：“一人做事一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