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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人格之镜（第3页）

，更有利，这并非真的“本善”

，恰好是“本恶”

的表现。

西方人的善首先是指事物客观上合乎目的性（好），是从技术上来考虑的，这种理解也渗进了他们的伦理学的“善”

之中；中国人的“善”

虽也有这种含义（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但却与道德和人性学说不相干，它一开始就通过儒家的“君子言义不言利”

而从伦理学的“善”

中被清除掉了。

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西方的孔夫子”

）认为人性本善的理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会看到，做坏事最终必然会对自己不利，就像酗酒必然导致头痛一样；因此，有理性的人会自愿地结合起来，制定法律来约束自己，按相互的道德规律去生活，才能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们也认为，道德情感、同情心或“恻隐之心”

都出于人的自保本能，理性会告诉人们选择利他的方式来利己，因此人具有“善”

的本性。

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理解的“善”

是极其虚伪的，它表面上是为别人好，骨子里是为自己谋利。

中国人讲诚实的生活可以带来快乐，但决不能反过来，认为快乐是诚实生活的最终目的，而西方人恰好就是这样认为的。

尽管后来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反对这种道德观，看出了它的虚伪性，认为只有不计功利、不讲快乐的道德才是真道德，但他毕竟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以这种虚伪的方式做道德所要求于他的事，而这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它至少把人从野蛮提升到文明，使人一步步接近真道德。

总之，在西方人眼里，一个人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论他的目的、动机如何，他的善、恶是未定的；人是自己把自己造成了善人或恶人，因此根本就没有人性“本来”

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人性首先是人自己的作品，即人自由创造的结果。

因此，人想一开始就做到彻底的“诚”

，或是想一直保持住这种“诚”

，都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对自己所做的事持一种客观求真实的态度，并以此为根据来评价自己究竟“诚”

到了哪一个层次，“伪”

到了何种地步；而当此生尚未完结、人尚处在行动的可能性之中时，这种客观求实的态度就也还未完结，人就还有待于他的自由行动来进一步证实自身。

因此可以说，“诚”

在中国人那里是人生的起点，在西方人那里则是人生的终点。

所以中国人历来重视的是人的“心性之学”

或“性命之学”

，认为人性是生来就既定了的，只需对它作一个适当的规定就行了；西方人所讨论的重点却总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至于人性本身如何规定，则由于它要以自由意志的性质为基础，因而始终是个未定的问题，或者说，人的本性正在于这种“未确定性”

。

这就给我们考察和比较中西人格结构提供了一条基本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