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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辩白与追求 屈原与浮士德的比较（第5页）

它表明这种愤懑并不是对具体的某物某事某人的愤懑，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愤懑，是对人生的最高问题，即人为什么要降生为人，或如哈姆雷特所说，“活，还是不活”

，生存还是死亡，有还是无的最终诘问。

自这几个问题以下，诗人的眼光就转向了一些较为具体、也有可能获得答案的问题，针对宇宙的结构、天体的安排、大地的形状及神话传说中各种奇闻异说发问。

诗的后半部分，内容越来越从神话转入历史，如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君王的贤愚、臣子的忠贰。

这时的诘问，更直接表达出他当时的情感好恶。

如说到殷商亡国，他质问：“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即上天既让商朝立国，又亲手让它败亡，它到底有什么罪？说到周幽王被杀，他又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天命反复无常，又是根据什么来奖罚的呢？总之，“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上天既授予了一个君王以天命，又为何对他加以惩戒？既让他统治天下，为什么又让别人取代？

对天命的愤激之词，越到后来越声色俱厉。

最后的诘问已完全不是提问，而成了一种悲鸣：“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楚王要能改正错误，我又有什么说的呢？“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我向楚王说堵敖在位不久即被杀的故事，难道是要试探君王以徇私，谋取忠名吗？《天问》的结束，最后也归结到表明自己的心迹。

实在说，这才是整个《天问》的核心思想，即“自辩”

或“自问”

。

我们从这种立场来看《天问》，它就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有如一篇回形文字。

它的开头起于对人生意义的疑惑，它的结尾终于对自己本心的洗刷和辩解；而洗刷辩解不清，又愤而叩问苍天：人从哪里来？人生是怎么回事？

诗人的这种自辩心理，不仅在《离骚》《天问》中，在其他篇章中也处处流露出来。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

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

（《惜诵》）“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抽思》）他勉励自己要“抚情效志”

，“冤屈而自抑”

，但又为自己“怀瑾握瑜”

而“穷不知所示”

感到茫然。

因为伯乐已死，千里马无人识得，“世溷浊莫吾知”

（《怀沙》），纵有美玉般的资质，赤子般的忠心，又献给谁呢？《橘颂》则更是一篇孤芳自赏的言志诗。

诗人借对橘树的高洁、美丽、“受命不迁”

的志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的品格、“秉德无私而参天地”

的崇高气质的赞誉，表达了自己“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的强烈的认同感。

屈原的一生，就是自辩和辩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