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六章 辩白与追求 屈原与浮士德的比较（第7页）

屈原遭放，不是如一个孩子被父母抛弃般地有种遭遗弃感吗？他说：“孤子唫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

（《悲回风》）然而，儿童之所以是儿童，不也正在于他尚未受到“忠孝节义”

这一套固定观念的限制吗？

因此，赤子之心或“清白”

之心便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如屈原那样，把君王视为亲生父母一般，一片赤诚，忠心耿耿，没有任何背离君王的个人私心；二是像庄子那样，“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唯唯否否，口不臧否人物，不因任何尘世的利害得失是非干扰自己童蒙未开或“大智若愚”

的心境，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恬适宁静淡泊萧条，纵有些小打小闹、小哀小乐，也只是在幻想中做做游戏，“过家家”

式的无拘无束。

人若能达到后面这种赤子境界，看起来好像幼稚糊涂，不足为大人训，其实却已经与整个宇宙大自然融为一体了。

因为人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个孩子，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孩子，人才能与大自然一起做游戏，乘云气，驭飞龙，骑日月，与物神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

这岂不比为了一个愚蠢无比的君王效忠而死，显得更博大、更高超、更“清白”

吗？

屈原在他的诗中也时时流露出对这另一种清白的向往。

他想象自己驾玉龙飞升，与一个超然于浊世之上的纯净世界打交道；他希望自己能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

他即使在宦途生涯中也总是忘不了以自然界的香草奇葩来装饰自己，身着不合乎礼法规范的“奇装异服”

，整天与木兰秋菊、芰荷芙蓉形影不离，且自比于受命不迁的橘树、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但他因过分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的得失，又总是在超然飞升、即将出世的刹那蓦然回首，顿时泪如泉涌，不得超脱。

其义可感，其情亦可怜！

后世的人便逐渐想通了其中的道理，不再像屈原那么执着、僵硬、狭隘，也不再像他那么老实，而是变得圆滑多了。

“赤子之心”

的社会层面与自然层面便通融无间地化为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超稳定性的人格结构。

屈原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便很少由于不见用于君王而以自杀这种惨烈的方式来自辩的了，因为人们找到了更好也更彻底的自辩方式，这就是隐迹山林、不食人间烟火。

这就在根本上表明了自己无私、无我，不是追名逐利的“禄蠹”

，而是返璞归真的“真人”

、大自然的“赤子”

。

从理论上说，尽管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儒家的入世学说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历史中占了绝对的优势，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却实在是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最终归宿，因为只有在这里，人们的人格才真正是“不辩而自白”

的，才能彻底摆脱辩白自己的困境。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人格的本质是自然无为，它同时也就是一般人格的彻底丧失。

因为人格只有在人的行为中，在个体的欲求、需要和价值关怀中才能体现出来。

一个放弃行动、放弃把自己一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加以筹划的人，也就是放弃了人格，因他已与自然界本身、与动物乃至植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的“人生”

不叫人生，而叫自然过程，哪怕他自以为这一自然过程具有多么深奥美妙的意味，也不过是对自己的瞒和骗，是自欺。

所以，中国人格的集中体现也就不可能在中国文化的最终归宿——道家精神之中，而是在“入世”

、“进取”

、“自强不息”

的儒家士大夫理想人格之中；但这种人格的追求只能体现为一种“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