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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辩才称病（第4页）

与“出家”

的界限。

就这方面，维摩诘本人就率先垂范。

在生活行为上，他有妻名无垢，子名善思，女名月上。

他居住大城闹市，而不是僻野荒寺；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

；“虽获俗利，不以喜悦”

；“虽有妻子妇”

，“常修梵行”

；虽“现示严身被服饮食，内常如禅”

；“若在博弈戏乐，辄以度人”

；“入诸**种，除其欲怒；入诸酒会，能立其志”

。

他结交权臣后妃，参与宫廷政治；在生活上积累无数的财富，鲜衣美食，**欲游戏，无所不为。

也就是说，维摩诘的实际活动和全部表现，是十足的世俗贵族式的生活，然而他的动机、他的目的、他的精神境界却比出家的菩萨们更高超。

用我们的眼光看，他能够为自己的任何卑鄙无耻的世俗行径找到神圣不可亵渎的理论借口，也可以在神圣不可亵渎的理论指导下干出最卑鄙无耻的世俗行径。

这种种**的秽行，当然会使当时以疏狂自许，蔑视礼法之士艳羡之，窃喜之，心驰神往。

于是维摩诘的“隐几忘言之状，清羸示病之容”

就征服了魏晋六朝士人的心灵。

他们奉维摩诘为楷模，甚至认为“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

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世说新语·轻诋》），拥护这位“富贵菩萨”

远远胜过拥护“出家”

菩萨了。

印度佛教把逃避现实世界的希望寄之于彼岸来生，主张禁欲苦行。

《杂阿含经》载佛祖告诉比丘说，河边有一只乌龟，有野狗想吃它，它将头尾四肢缩藏于壳内，野狗无奈，只好又饿又乏地嗔恚而去。

而魔王波甸也像野狗一样窥伺着人们，等待人们“眼着于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着触，意念法”

，便好乘虚而入。

所以，人们要像乌龟一样地藏起欲念。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摄念篇》二十八引）在这种痛苦、消极的禁欲主义人生哲学的支配下，佛教标榜“四谛”

，讲究静坐苦修。

这对于受苦受难的下层人民来说，是一剂麻痹精神的鸦片。

但是，锦衣玉食的六朝士大夫对此却难以接受：彼岸天国虽具**力，而禅修之道又视为畏途。

他们沉浸于“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

（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迷恋于“欢乐夜方静，翠帐垂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