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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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琳（第5页）

还有大学同寝室的范宁，专程从成都下来陪伴我，她也像对小孩似的表扬我、哄我。

因为我早已不给老丹回信，让他独自一个人写信，所以范宁提议给老丹回一封信。

我不写，叫范宁写。

范宁刚写了个DearDannie，我立马叫范宁把Dear去掉，告诉她，写Dear，只写Hi！

—想起我那时的所做所为，简直是匪夷所思！

其实，爱琳把我当正常人对待，是最睿智的做法。

还有我们大学医院的裴院长，同时也是我好朋友的少鲜，那个时候也是为我操了好多的心，跑了好多的路，出了好多的力。

她为我争取单人病房，找好医生，为我掌舵。

而且，她不断地提起我过去的“光荣的历史”

，提起我如何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她告诉我，那是最精彩、最有气质、最受人欢迎的发言等等。

真的，一个抑郁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正常对待和尊重。

因为抑郁症患者都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负罪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

所以，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都倾向于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让他们感到有尊严则是最大的救助。

我在患抑郁症期间，有幸得到许多热心而睿智的朋友们的帮助。

比如我的朋友冠丽娅、杨传瑞、孟凡谛、肖宁凤，肖宁风的大孃、邓杉、靳迪、张文琴；远在香港的婉清、加拿大的王宗元、澳大利亚的小伍、美国的邓鹏；我的领导加好友毛明勇、年轻的教师朋友郭敬谊、陈才忆、过去的教研室领导张丽、老教师邓敬庄、伍永秀、张智洪；邻居刘高碧、小余、小谷、小殷、欧阳；家在贵阳却专程来看我的小何，还有基督教里的兄弟姊妹等等、等等。

至于我的母亲、儿子和弟妹、弟媳、妹夫、姨妈和表弟妹们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这是一场集体的救赎。

感谢邓敬庄老师和邓杉把我引进上帝的殿堂，上帝用祂的大爱和大能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拉出来，上帝把我从苦毒和怨恨中使劲地拖出来。

我怨恨我的母亲，认为是她造成了我的中风，让我从中风开始接而连三地生病，最后导致抑郁和癌症。

当我认识全能大爱的上帝之后，我开始认罪，求上帝饶恕我的过错。

我反省自己的过错，开始饶恕一切伤害过我的人，拔出那一根根扎在心上的刺。

我那颗千疮百孔、处处在流血的心，终于被上帝的膏涂抹而慢慢地愈合。

在这整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向爱琳在电话中谈我的感受和想法，她总是惊喜地看到我的进步，并且热情万分地肯定和鼓励我。

我们又开始进入到另一话题的讨论，即身、心、灵、疾病和基督教的讨论。

爱琳和我都欣喜地看到，最黑暗的时光已经过去，我在慢慢地康复和痊愈。

这场病让我认识到心灵的健康远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我的那些曾经多达上十种的这样那样的病，除癌症的手术、化疗、服药外，其他都是用一些我自己通过许多的阅读和网上找寻而获得的“另类疗法”

治愈的，连抑郁症这个麻烦的疾病我也没有服多少药。

这一切的确要感谢朋友们给我的心理调适，学生家长教我的气功，当然，更要感谢上帝的恩赐以及祂给我的战胜疾病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我和爱琳

在我生病的六、七年期间，爱琳也迎来她人生重大的改变。

2015年她退休，但学校仍坚持让她搞了好几年的教学督导工作；她的母亲满了八十周岁；我为什么要把她母亲的八十岁专门提出来，是因为她母亲八十岁后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我在《爱琳妈妈的画》一文中介绍了她母亲及她的让人惊叹的画作；爱琳的儿子结婚，父亲去世，孙子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