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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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4页）

他为了一举夺取王家烈在贵州的军政大权，首先派出一批由他带来的广东亲信，“调查王家烈在政治方面统治贵州几年来的反蒋行动，如策划过粤、桂、黔三省互保，黔湘两省互保，黔滇两省互保的种种勾搭证据。

及广西的代表张蕴良、简孟平等，湖南代表路邦道，云南代表马子良，广东西南政府的代表等到贵阳的活动情况，并将全部材料向蒋介石报告”

。

与此同时，“在军事方面，薛岳派其基本部队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沈久成……调查黔军将校中，在何应钦所办讲武堂出身的有多少人，有无与何联系；其他方面出身各占多少人；并调查贵州军队的派系斗争……对王（家烈）的基本部队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十分客气，函电交驰，表示信任，以促其倾向中央。

总之，处处迫王家烈下台，使贵州政治军事统一于南京，结束割据局面”

。

事后追论，薛岳如此而为，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统御贵州的野心，再是向蒋介石示忠献媚的重要措施。

这时，王家烈的想法是：贵阳已被中央军占领，我不能立足了；遵义（这时）已被红军占领，未见行动，遵义的资源比较丰富，倘被红军占领太久，若将地方民团的枪支搜尽了，以后想恢复就更不容易了。

我认为黔北是我的桑梓之地，应该恢复黔北。

到不得已时，再向西北路川、滇、黔三省交界找地盘，求生存。

王家烈左思右想，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遂主动向薛岳建议，即日克复遵义。

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慷慨请缨：

“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惜。”

出王家烈所料的是，薛岳却摇了摇头，说了如下这番话：

“目前部队少了，不会成功。

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效。”

王家烈听后暗自吃惊，禁不住自问：“他为什么不允所请？难道想软禁我吗？……”

为此，他坐立不安，天天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薛岳想取王家烈而代之这是事实，但他——就是蒋介石也不曾想过软禁王家烈的事情。

薛岳的真实想法是：红军在围追堵截中进行长途转移困难重重，他所率八个师的中央军一路“追剿”

也吃尽了苦头：由于战线太长，且没有相对固定的战场，天天跟在红军的屁股后边被动地追赶，这后勤供应就成了大问题。

再者，薛岳的嫡系多为广东人，下层将士也是内地人居多数，在此隆冬寒天，来到当年孔明南征路经的所谓“蛮夷”

之地，是瘴气所致？还是因为水土不服？生病的将士日渐增多，有的连排竟然全都病倒了，连个给病人烧水做饭、端汤喂药的好人都找不出来了！

再加上正当减员，早已没有全额连队了。

怎么办？唯有寻找空隙进行休整。

时下，红军进驻遵义，尚不明下一步的转移方向，在薛岳看来，这不仅是天赐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的良机，而且也是部队进行休整的大好机会。

故一俟进驻贵阳，他就给蒋介石发电，请求在贵阳整备军队：

股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时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正。

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涉远，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

……

蒋介石自然明白薛岳所呈请的苦衷，故当即回电，要薛岳在近期内完成贵州军政“中央化”

的大事。

另外，蒋介石作为军事家自然懂得“审时度势”

的重要性。

他亲自制定的乌江会战失败了，如何再组织新的“围剿”

红军的战役呢？那必须视进驻遵义的红军将转移何方才能确定。